但既不给钱，也不背锅，自己是断然不办的。
再者说了。
商路变动、贸易中心北移，好处谁拿了？
大部分好处都归于内帑了，在广东留了一堆烂摊子，按理也应该是内帑出钱。
总不能说，好处内帑和入股的勋贵们拿了，然后烂摊子让户政府太仓国库银子收拾吧？
这本就不合道理。
况且国库户政府也不出钱，那岂不就还是让他们这些“基层”
地方官来解决？不出事便罢，一旦出事，他们这些地方官“乱摊派”
，是不是正好就是个平息民怨的借口？
借地方官之头颅一用不提，曹孟德最起码还汝妻子吾养之呢，这要是被借头了，只怕妻子都要戍边流放。
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问题，而是刺人而杀之说非我也兵也的问题。
这种话，点到即止。
刘钰也不好意思树大旗、讲道理。
因为这种事一旦开始讲道理，那大顺的合法性就没了——你大顺有这么原因、那般理由，大明难道就没有这般原因、那般理由？怎么不见你李自成、李过、高一功、李来亨老老实实体谅朝廷？
是以，大顺自复京城鼎定天下后，对一些事，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的态度。
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
从当年的“帝不甚暗”
开始，对前朝也不甚抹黑，甚至主动擦屁股，洗白。
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冲南不冲北、保漕不保民”
的情况？
谈道德，那就没有大错、小错，只有对与错。
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君子远庖厨”
，“假装不知道”
，“非朝廷不爱民，实在是朝廷不知道，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决了，然而不知道”
，就是这种别扭的政治正确下，最为流行的做法。
是以广东节度使一来是就说很多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哪怕凭着政治敏感性就能觉察到那鸦片贩子背后有问题，但当鸦片贩子说到大庾岭商路后，涉及到朝廷装聋装瞎的体面，这事就不能深究。
至于刘钰异想天开地想要让地方鼓励迁民，广东节度使更是直接告诉刘钰，别幻想了，没用。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好处你们拿了，出了事我们地方上担着，我们是不会做的。
所以
内帑、勋贵、户政府或者江苏省不出钱，那碍于朝廷颜面，我们就假装广东根本没有因此产生的流民和失业。
你要非说有，非要点破这件事，那你出钱——或者，不出钱也行，出六政府、天佑殿带大印的公文，让我们地方自行办理，加派、助捐，将来出了事也和我们无关。
刘钰被广东节度使委婉地喷了一通后，无奈自嘲道：“是故，韩非说：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
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正是这样的道理啊。
是我异想天开了。”
广东节度使听刘钰说的这么正式，忙道：“国公心系百姓，关心则乱，这是好事。
只不过，国公久在军中，或与商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