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爹要是全国人民，这就是公仆了；关键现在爹是皇权，是朝廷。
对外扩张的高额开支，不是现在残废的大顺中央财政体系能支付的起的，只有依靠股份制将众人的资本聚拢起来，才能支付下南洋、拓商贸的开支。
否则，一年几千万两的开支周转能把皇帝的白头发都愁出来。
而一旦依靠股份制将民间资本聚拢，朝廷就不得不出台一些政策，保护这些商人的一部分权利。
包括这一次皇帝南巡，要修淮河，从盐商那里要了钱，但却允许松江府商人“滚”
去南洋，错开皇帝幸南洋的时间，这就是一种态度。
这也就是徐涛对儿子说的所谓“与国公的路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
当然，这里面也有刘钰当年对日走私的一部分“功劳”
。
徐涛有些话，“为尊者讳”
，并没有全和儿子说。
他心里想着，真要是口岸通商贸易，会变成什么样，那可真是有现成的样板。
当年国公对日走私的时候，我们对战马、兵器、盔甲、兵书、地图、骑射武人之类的东西，碰都不敢碰。
谁碰谁死。
别的事当年海关都是收了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事是真的不行，要不然日本那边也不会开那么高的价码了。
不但这边弄不到，连比大顺这边之前的海关更腐败无能的朝鲜那边，都没人敢碰。
国公一出马，有着官方身份，各路关系，战马地图骑射武人兵书图册，啥都敢运，谁人敢问？
所以是国公本事大，因而才能从江户那拿到将近四分之三的贸易信牌吗？要是自己也能运战马、兵器、兵书，而不被海关抓着杀头抄家，自己就拿不到长崎奉行的四分之三贸易信牌吗？
这是能力问题吗？这明显是爹的问题嘛。
这样的样板在这摆着，让徐涛
对大顺要搞口岸通商会搞成什么样，心知肚明。
所以他是最为死忠于刘钰的对外扩张的路线和政策的。
不是因为他武德充沛、有开拓精神，只是单纯的明白自己的爹不是世袭国公侯伯子。
徐涛觉得自己老了，活不了多久了。
所以他希望自己选定接班的小儿子，能够明白，家族的利益到底在什么地方。
要么极端激进，极力支持刘钰的扩军、高积累高投入、适当相对低的年息回报率。
要么极端保守，把所有的股票家产变现，去乡间买地，耕读传家，从商人转型为士绅士大夫。
既不极端保守走转型士绅的路，又不极端激进走对外扩张的路，却一边当着商人、一边又认为最好还是口岸通商坐地收钱减少成本，那就真是脑子里面进水了。
在将自己的人生阅历融汇的这些见识传递给儿子后，徐涛最后问道：“你觉得，国公知不知道西洋贸易的利润率大约是多少？知不知道赶在欧洲战争结束前第一次办的西洋贸易会大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