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改革急不得，得一点一点来。
然而偏偏这废漕改海引发的诸多变动，慢不得。
朝廷每年给保黄河、保漕运的拨款，就有几百万两白银。
这只是户政府的财政拨款，事实上都清楚，大顺户政府拨的这点钱不是大头，大头还是地方的劳役徭役等。
如果缺了这几百万两的拨款，缺了朝廷允许的征发地方，运河是撑不了多久的。
不运漕粮了，朝廷不维护了，就算还能用，最多三年就会淤死。
洪泽湖存在的目的，本就是拉高水位用来冲刷泥沙的，现在为了安徽上游别整天发洪水、为了苏北别整天被悬湖威胁而降低水位，可想而知。
即便之前那样，实际上漕米船在很多地方也已经走不动了，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小工具——比如大型屎刷子、打蛋器类似的东西，在前面拖着搅动起来泥浆，后面吃水深的货船漕米船赶紧跟进。
皇帝心里清楚的很，废漕改海，运河废弃，如果影响了盐的运输，百姓吃盐倒是还能吃上，但肯定不会是官盐了。
这一年几百万的税，放在大顺这种财政收入这几个子儿的朝廷，那可是断臂一般。
既要改革，就得花钱。
户政府对兴海军这种事，肯定没兴趣。
但治理淮河，户政府肯定要出钱，这没得争。
皇帝手里也有内帑，有南洋收益，有锡兰垄断专营之利，有官窑瓷器外销。
但依旧还得从荷兰那边借款，就是因着真要动起来，钱根本不够用。
既然能想到百万漕工，自然不会不考虑十万盐工。
历史上的那次盐引改盐票改革，就直接激发了淮安地区的数万盐工抗议，差点爆发起义。
他们不是煮盐的，但盐引制下，他们要把盐打包、打捆、分装，全是靠盐政吃饭的。
怎么评价这样的差点起义？当然要夸奖和称赞，断了人的活路，却又不给补偿不给新的出路，自然要反抗——办法靠朝廷去想，难道靠自己自觉？
对皇帝来说，他心里很清楚一件事：矿工、码头工、脚夫工、漕工、盐工……这群人要干点什么大动静，可比农民可怕多了。
一来他们本身就有组织，二来他们就在商业重镇，一旦出事，立刻天下震动。
安置他们，也得需要钱。
现在皇帝真心是属于那种被一文钱难倒的天子。
只感觉天下之大、贵为天子，却处处缺钱。
漕工要钱。
盐工要钱。
解散旧有的运河巡护要钱。
安排新的缉私路线要钱。
修淮河要钱，计划安置在新淮河垦区的几万户做基本盘的“府兵”
要钱，现在风声已起的岭南脚夫运茶工起义要准备镇压钱。
两淮灾情要钱。
不久前成都府茂州地震救济，还是要钱。
顶着巨大的压力，海军建设不能停，这是一本万利的事，真要将来拿下印度，投的钱都能赚回来。
海贸内帑以及垄断费、公司的海军建设积累金，不能动，要确保用在该用的地方。
又一下子投了那么多的钱在淮河，顿时捉襟见肘，数年之内不能有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