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有举人身份、或是家里老辈是当过官的致仕回乡的。
总之，就是总负责人，下辖七八个、十来个乡绅，大家合力一起承包一段，按照各自出的人头，将来算钱。
其实不少人此时都有些埋怨，要不是刘钰这几年搞南洋开发，从苏北这边运人下南洋，这一次挣得更多。
人头多，将来分的钱就多。
如今欠下债的今年该下南洋的人，都被弄到了基础关键地干活去了。
或是过河的交叉道、或是入海口、或是防潮堤等关键处。
这些人如今就不归这些乡绅管了，人头钱自然也拿不到了。
至于修淮河本身，各路乡绅心里也不好说支持，或者不支持。
这是个很复杂的情况，不能简单的水利就是好能概括的。
不修淮河，经常受灾，便有蠲免。
蠲免的主要受益者……如今是按亩征税，人头税废掉了，那蠲免的主要受益者当然也是土地所有者。
但反过来说，修了淮河水利，土地好了，自己收的租子也多了。
然而再反过来说，水灾变水利，九等田成二等水浇田了，这税也上来了，朝廷肯定是要派人来清查田亩的。
一清查田亩，很多躲开的税收就又找上来了。
总之，有好有坏。
但对修淮河这个任务，他们也知道轻重，既是承包了，那就得干完。
干不完是要出大事的。
这和关乎社稷无关，主要是刘钰之前说了，他只要河段，别的可以商量，河段不能完工，西域种麦子、南洋砍甘蔗，二选一。
而这，也就引出了这场贪腐克扣大案的基本逻辑：朝廷发的是米，百姓吃米和吃苞米面，对干活来说并无区别。
吃苞谷面、杂和面也死不了，也能干活，也能吃饱，也能完工。
正如皇帝叮嘱刘钰的逻辑：冬天的活干完，是第一优先级一样。
士绅也是一样的逻辑。
只要把活干完，剩下的事就都好说。
乡绅官僚见钱，如蝇见血。
剥皮萱草都不怕，知道要先把活干完在这前提下搞钱，亦算是巨大的觉悟了。
李乡绅赶到这一片的望族、乡绅领袖王监生家里的时候，和他们一起承包的乡绅都已经赶过来了。
正如大明土木堡引发了纳捐事类似的道理，大顺有几个地方的监生之类是最多的。
一是苏北、二是西京。
税收体制和
财政制度在这摆着，无能低效。
地方闹灾，或者边境打仗，就需要动员当地士绅的力量。
而动员不能红口白牙，得给好处。
大顺唯一能给的好处，就是学历。
包括大顺能绝地反击复天下，靠的也不是“保天下”
的口号，而是通过保天下的口号，使得之前的均田政策，被合理地被取消了。
否则固然甲申年大顺入京的时候，南方奴隶兴呼乾坤倒转，我辈何以常为奴；一片石之后，士绅可也看到了乾坤颠倒，我辈何以被追缴助饷分田。
王监生的监生，就是苏北大灾时候，捐钱捐物捐出来的。
乡绅出钱，朝廷给学历，给一张“统治阶级入门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