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今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场商还能怎么办？
退一步，当堂反悔，说自己其实不想被圈地，是兴国公逼的。
因为要是不同意圈地的话，兴国公就要查自己煎私之事。
煎私盐，真要是查起来，要赔的钱可就多了。
这种事，基本可以理解为大明前期的反贪。
地方上的钱到底够不够用，皇帝心里是有数的，定一个极高的圣人标准，然后皇帝手里就有了绝对正义的执法名义，想办谁就办谁，而且是以反贪的名义。
私盐也差不多，商人入场之后会什么样，朝廷是傻子吗？但法律就在这摆着，还真就有理由办这些煎私盐的。
很多法律是不明说的，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压根不可能依法办事的。
真要依法办事，那事可大了去了，不只是盐业，包括土地、田产等等，不合法的问题多了。
比如从明初开始的江南各县的税率不统一政策、一开始的官田民田之分、税率按照户籍所在地承担的各种奇葩政策，导致的经典的嘉兴和嘉善两县从隆庆年间干到崇祯年间的土地争端。
简单来说，明初时候，江南承担的大量的国税。
但是，这部分粮税的基础，是靠明初战乱结束后，朝廷手里掌握的官田达成的。
官田是可以收很高的税的，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后来官田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整个县的税收额度并未调整。
乱七八糟的投靠、转移户籍到税率低的县纳税等等，到后期已经发展成两个县的人互相干，从百姓到士绅再到官员，已经上升到地方政府互相之间拆台的地步。
散装到县了都。
其实，都是和这一次圈地里的“草荡所有权”
问题差不多：
非法传承的东西久了，一动就会引发很大的社会动荡，但又因为全国的经济基础不同，法律不可能全部适用。
是以朝廷选择了默许地方按照非法的传统去办的方法。
明中期开始的社会失控、地方基层崩溃，按照全国搞成农奴大农村计划设计的早期上层建筑绷不住的情况下，除非来一次大洗牌，否则只能是按照“明明违法、但默许不深究”
的态度去承认地方的政策。
就拿圈地这事来说，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来办，真的不要太简单。
但现实是真的不能按照法律来办。
现在这些场商也是无奈。
法律灵活的掌握在刘钰这样的朝廷大员的手里。
随时可以在严格的依法办事、和宽松的地方自有特情之间切换。
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初没全都砸碎建出来新的，也只能这样。
这种切换，使得总有一款“犯罪”
适合这些场商。
他们不说自己是自愿的，还能怎么办？肯定“自愿”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