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
就是说，如果完全市场化，这个地方贵了，商人肯定争先恐后来卖，生怕慢了；而那个地方的人想要囤货居奇，刚要涨价，别的地方的货又到了，这囤货居奇的生怕自己卖不出去，赶紧降价，所以价格上涨的问题也解决了。
林敏等盐政改革派，算是师从王夫之的这个观点的，所以他们改革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端，只是考虑销售端。
要搞全面的票法，代替盐引制，认为只要这么改，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第五种观点，就是刘钰这一派的观点。
刘钰这一派的观点，用当初刘钰和林敏讨论的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生产力还没到从东海到西域，能够月初发车、月末即到的状态，那么搞纯粹的市场调控，那就是脑子抽了。
搞纯粹的票法，真的是过于相信商人的良心，也过于小看商人的投机本能了，更是低估了明中期开始的白银流入、资本积累过快垄断过快的速度了。
【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适用于一个长宽千余里的国家，至少此时并不适用于一个广阔上万里的国家。
所以，刘钰说，引法、票法，都是修修补补。
唯一不算修修补补的、有意义的改革，就是搞大盐场，提振盐的生产。
这算是真正进步意义上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
而在销售端，既要相信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提防资本对市场的扰乱和阻碍。
所以，要搞全面的盐政改革，提振川盐、山西盐、长芦盐、闽粤盐、滇盐，搞一个全面的盐业总公司，协调管控。
依靠各处的生产进步，来缓解物流运输带来的诸多问题。
物流运输问题，现在是无解的。
那么就只能在生产端开动脑筋，让各个产盐区都能辐射一个合理的范畴，由国家成立的盐业
总公司，根据盐的生产成本，调控征税，稳定价格；同时通过官运商销、明票暗引的手段，确保盐能抵达大部分国土并且销售出去。
这五种对于盐政的看法，各有不同。
刘钰和林敏的分歧，主要在于“盐政改革的重点，是不是淮南垦荒”
。
换句话说，刘钰眼里的盐政改革，重中之重，在于淮南垦荒，而淮南垦荒的重中之重，在于扶植资本种植棉花，为大顺的墨西哥棉替代计划打好基础。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场盐政改革就是意义不大的。
而林敏眼里的盐政改革，以盐为主，淮南垦荒，种植棉花，其实是盐政改革的副产品。
当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保盐政在销售端的改革，可以放弃垦荒种棉花这个附加选项。
至于别的，两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林敏肯定是反对这篇文章里的做法的，因为林敏的改革设想，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问题，只是考虑了盐区盐引法的改革。
既然一开始没考虑生产端，那么在亲眼看到了刘钰搞大型晒盐场的生产法，再比较一下淮南原本的挖坑烧灰淋卤煮盐法，他自然倾向于刘钰的办法。
至于说这篇关于盐政的建议里，有没有他认可的地方，肯定还是有的。
除了那些乡愿幻想之外，林敏主要认可的地方，还是关于货币问题的。
即“为了防止这些盐户受商人盘剥，朝廷应该主动承担起收盐的任务，同时还要按照一定数量的米粮等给予盐户，确保盐户不会因为粮价波动生计受到影响。”
这应该，也算是明末开始的一大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思辨了。
应该说，从明中晚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大顺惟新元年。
即，钱，铜钱，白银，物资之间的关系。
明末开始，之前的过于禁锢，和后期的基层崩溃，以及白银涌入，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的后世称之为启蒙思想家的大儒。
而关于货币问题，他们的想法基本是趋同的。
这些想法，很多源于这边总是步子迈的过于大，咔嚓一下扯着蛋了，然后就退回去小步走，很难学会正常走路了。
大顺皇帝在惟新元年，花了之前二十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即钱不是财富，那些粮食铁器牛马盐之类的才是真正的财富。
但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肯定钱的作用，然后再引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