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酒类，在这里也承担着一个“替罪羊”
的角色。
初步的工业化展开，城市也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问题。
更多的还是诸如刘钰在江苏搞得佃农民不聊生的改革，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治安恶化、偷窃抢劫、黑帮殴斗等等，标准的工业化早期普遍问题依次出现。
大顺不是正儿八经的宗教国家，也没有经书说不准喝酒。
但，酒终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毕竟商朝亡国，就源于“闻殷述令，唯殷边侯田，越殷正百辟，率肄与酒，故丧师”
的喝酒问题嘛。
所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底层城市人口的绝望、剧烈变革下的城市人口激增等等问题，酒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替罪羊。
士大夫们找不到问题的本质，也无法理解社会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更不明白现在这种奇幻状态下的生产力提升却又道德败坏、百姓收入提高却反倒出现了希望又开始绝望的城市问题该怎么解决。
于是一些人就把问题，或者说为了影射刘钰在行殷商之政，大顺有复殷商亡国之危，把诸多问题定在了烈酒泛滥上。
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城市烈酒泛滥，恰恰是早期工业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几乎是在全部先发国家的内部，都展开了传统道德回潮引发的禁酒运动。
并且这场工业革命所引发的酗酒运动，广义范围来讲，从此时英国的杜松子酒禁令、到后续的茶党禁酒运动，再到后世中国八十年代的假酒死人问题和印度二十一世纪的假酒死人问题，也算是这场广义的工业化社会转型期酗酒问题的延续。
短期来看，基本是无解的。
工人倒是也希望有稍微高雅一点的生活情调和精神生活，但工资不允许。
哪怕是沉迷于看小说呢，也得先认字不是？
体现在大顺上，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毕竟不论是甘蔗酒还是高粱酒，都是资本导向的。
某种程度上讲，在大顺这个宗教传统不是很强的国家，如果发生了禁酒和反禁酒运动。
其实那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传统社会和自发近代化斗争的一部分。
刘钰肯定是不
支持禁酒运动的，此时他站资本一边，而且认为这件事想要解决只能靠生产力继续发展，工人阶级壮大，争取自身权益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平衡分配、普及义务教育、提升城市公共开支、催生文化娱乐等等，才能解决。
否则的话，只会搞出来一堆问题，完全的治标不治本。
于是这种畸形的产业，发展的也就越发迅速。
一方面，是交通不发达，物流无力，一些地区的百姓真的还在吃草，而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大规模酿酒和用豆饼肥田。
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资本涌向荒芜但交通海运相对方便的土地，种植更多的利润导向的作物，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移民数量。
甚至出现了早期移民被金融资本逼迫，开始越过松辽分水岭，自发进入松花江流域的问题了。
这可是“好事”
，资本不愿意过松辽分水岭，那就把松辽分水岭以南都挤占了，让那些被资本击溃的小农往更北、更偏远的地方迁徙，迁徙到那些铁路出现之前做不了商品粮基地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