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外贸易，则是“政治家”
的事。
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是分不开的】
士大夫阶层，讲究的是耕读传家远。
传统之下，商人阶层地位卑贱，这不是喊几句四民一体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千百年的传统，靠几句法令、几个口号就解决，那是痴人说梦。
千百年的传统之下，经商，确实算是“贱”
业。
这本《与军人贵族持不同见解的经商贵族或对贵族经商是否有利于国家的两种见解》，对大顺这边的最大作用，不是鼓吹重商主义。
大顺不需要刻意去搞重商主义，因为白银黄金始终往这边流。
但……“国内贸易是奸商，是贱业，传统是对的”
；“对外贸易是政治家的事，是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的”
。
关键是这些东西，使得“经商”
，或者说“对外贸易”
这种“贱业”
，有了特殊的含义。
把对内的商人，和对外的商业，剥离开。
既然不能全面扭转“商人贱业”
的意识，那就解构，把商业行为拆成对外、对内。
这，和在松苏的儒学解构重建，思路基本出于一脉。
而这，也正是经书的意义。
正如新教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教的那些教义使得资本主义开拓，拥有了神圣性一样。
这些东西，也很符合大顺的传统，使得大顺的对外贸易，摆脱了贱业的传统束缚，塑造出了特殊的神圣性。
我这么做，是为了发财。
这很俗，而且在传统意识里，非常贱。
士大夫虽然爱钱，但嘴上是不会说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
这就很高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顺便发了财，而且发财越大，就为国家为社稷做的越多。
这就非常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