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就可以开除儒籍了。
陈亮那群人，也只能朝着三代之治是王霸并举的路子上走，可不敢说霸就是王、王就是霸。
而是把最高追求定为三代而非王道，并试图“扭曲”
最高追求的三代和王道并不画等号，而是说假如最高追求是三代之治，那么三代之治本身是王霸并举，所以王道本身的神圣性低于三代之治，实际上就是在扭曲“内圣外王”
这个最终追求本身，并降格为和霸术并行的次级神圣。
这也是激进事功派和其余道学派的一大矛盾：广义周礼派的“至高神”
是三代之治，而王、霸、实学、杂术，是至高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手脚口鼻；广义的道学派，则认为三代之治和内圣外王，二位一体，内圣外王就是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就是内圣外王。
其中分别，任何一个举人水平的都能分得清。
当然一些秀才可能分不太清，但举人水平的肯定分得清。
孟松麓等人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无法在学派内部解释自己为什么算是儒家，但又笃信自己才是真的儒生，所产生的认知混乱。
这种认知混乱之下，他对刘钰的态度，或者说他们学派对于这场变革的态度，就是非常扭曲的。
既支持。
又反对。
既乐观。
又悲观。
既肯定。
又否定。
所有支持、乐观、肯定的一面，又可以说是明末乱世的残余。
学派创始人经历了明末的恐怖，真的是天下将亡、混乱不堪、差点神州陆沉的大恐惧之下，在乱世中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
压到了一切：所谓陈同甫、王荆公之学，霸则霸矣，然或可救天下。
乱世危亡之际，实用性压到了一切。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他们并不是明末乱是的主角，最终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决定的，甚至最多算个配角。
决定明末走向的，还是当兵的、边军、反抗的百姓、坚守的“贼寇”
、不识字的流民、识文断字带着清军围剿农民起义的士绅。
不过，这种乱世思潮的残余，影响到了大顺盛世这些年。
之前乱世下的同路人，在盛世时候，不得不重新分开，决定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要分，但还没完全分的状态，也就造就了这种矛盾的心态。
所以就像孟松麓面对刘钰这种一脉相承的霸术手段，联想到刘钰对朝鲜国等藩属的态度和做法，他就真的挺矛盾的。
或许，远离这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对于朝廷这些年对藩属霸术用得太多的这件事，他还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刘钰。
然而刘钰闻言，倒不在意，嘲笑道：“昔者，元末时候，红巾北伐过鸭绿江，关先生传檄朝鲜王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
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
百年前的正式称呼，是红贼。
现在大顺这边的官方称呼，不是红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