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皇帝看来，太子给出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答案。
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比如说正确回答应该是不修铁路之类，这当然不是。
不过这个错误回答，只是让皇帝内心嘀咕了一番，慨叹一下儿子还是太年轻、太幼稚。
幼稚这玩意儿，和年龄关系不大。
而这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实学派和传统派的严重割裂。
问铁路，给出的回答，都是新学派的那一套东西，因为传统派根本不懂这玩意儿，之前也并未研究。
但实学派的脑回路，相对于传统思维，又过于奇葩。
这种割裂的本质，是对社会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或者说，对大顺的天下应该什么样、未来什么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在皇帝看来，能真正把传统和新学结合起来的人，朝中真没几个。
而现有的这几个，皇帝也基本上不可能让他们去做太子党，不敢。
皇帝倒是也不怪太子，或者说也没有因为这一番话就会太子失望。
毕竟太子长在宫中，而这些年大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太子小的时候，传教士还能出入宫廷为官，教授一些实学学问。
等成年，就迎来了最严厉的禁教风潮。
太子第一次监国的时候，大顺还在和北方的罗刹、西北的准噶尔开战，那时候还要担忧东北地区的危险，考虑怎么防止一个拥有大平原、靠近朝鲜、挨着蒙东的潜力地区再出现一波新的反叛势力。
而现在，大顺的整个战略重心都移向了南方，舰队已经西出马六甲，大有再下西洋之势。
太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大顺南北方之间的联系，还是靠大运河。
京城的粮食，还需要南方的稻米沿着大运河北上，每年国内开支的重中之重，还是漕运、河工。
而现在，南北方的联系靠的是海运，实际上京城如今也不怎么吃江南米了，甚至于到底吃的是哪里的米、哪里的麦，自己都不清楚。
甚至于京城已经产生了一种“大米和麦子就是粮店和粮库里长出来的、只要有银子就能要多少有多少”
的错觉。
太子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木牛流马的时候，以为那是神话。
可现在，木牛流马不再是神话，人不食、马不嚼的车，已经出现。
这一切的变化，都在二三十年之内。
皇帝是从头经历到尾。
还有一个改革助力是个“大忠臣”
，既理解传统也精通实学。
饶是如此，一直到几年前松苏大阅，皇帝才真正确定了日后大顺李家该怎么办的路线，并且将这一套东西逐渐在头脑里琢磨成型。
皇帝也不可能要求太子直接就明白这一切的变化、理解这一切的变化，这是强人所难。
就像刘钰给皇帝说过的那样，刻舟求剑者并不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人也不笨。
因为笨人是不可能总结出来落地的规律的，只是依照过去总结出来的规律，在过去有用，在现在未必就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传统派，还是实学派，其大部分人，都是在刻舟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