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套学说，在法国现在是显学。
其理论推出的理性结论，就是只应该收土地税，而任何对工商业收税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把压力转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
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是唯一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向，那你把压力加在财富增加的唯一手段上，那不是阻碍社会财富总和的增加吗？
比如说，你收盐税。
那地主要不要吃盐？地主的雇工要不要吃盐？雇工吃的盐，是地主给的钱。
而地主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是种子经过自然伟力后增值的结果。
那么，你对盐征税，不就等于降低了地主对土地的资本投入了吗？
那么这不就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增加了吗？
由此，可以推出，不管是对啥征税，最终的赋税，都要由土地所有者所承担。
而最终，也将影响对土地的投入，少了投入，就少了产出，而土地又是他们学派认为唯一“创造”
价值的手段。
所
以，最合理的税收模式，就是只对土地征税，取消任何形式的工商税。
这套在刘钰看来纯粹扯犊子的学说，在法国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
因为，法国有特权阶级。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大量土地。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税收优免。
而只针对土地收税的这套学说，自然也就意味着，土地越多，交的税越多，也就是和反对法国的特权阶层这个社会现实融合在了一起。
法王一看，哎，这个学说好，尤其是那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很有道理啊。
于是法王还专门学中国，在春天的时候，亲自扶犁，亲耕籍田，以为王国表率。
然后，就出事了。
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在配合上启蒙主义的传播。
实际上，一部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以及大量的第三等级中的富裕阶层，都向国王请愿。
希望国王“按照土地多寡，征收全国统一的土地税”
。
听起来，好像是个好事，对国王的财政大有裨益。
但是，事情是一个事情，法理上就出问题了。
“我们支持全国统一土地税的原因，是出于人的平等，而不是因为国库的钱不够用了。”
“客观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税，将增加国库收入。”
“主观上，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不是因为国库没钱，而同意全国统一土地税的。”
“我们是出于人的平等这个概念，提出的全国按照土地统一征税的请愿。”
“我们甚至支持废除征税豁免权、支持取缔免税权、财政特权。
但我们必须重申，我们支持，不是因为国库缺钱，财政没钱了，而是出于人的平等的理念来要求废除这一切特权，并且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
“只不过，我们对平等的支持，恰好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而已。”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同意统一征税的。”
整场事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巴黎的高等法院。
如果代入到前朝的衮衮诸公，或者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他们和巴黎高等法院的那群人的历史意义，是一样的。
或许，他们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自私的想法、士大夫特权的自利。
但他们都在对抗绝对的皇权和王权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