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皮特并不是先知，所以他也不可能知道工业革命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英国在1790年前后开始爆发式增长、拉开个世界各国差距的根本性力量。
但他终究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拥有一种战略上的敏锐嗅觉，并且相信英国的未来在商业和贸易上，而且非常理解殖民地经济的逻辑。
虽然其实他赌错了，或者说迫于现实和传统的认知，把未来仍旧赌在了蔗糖、烟草、和纽芬兰的鳕鱼上——以史为鉴到刻舟求剑的程度，自然知道，鳕鱼、蔗糖、烟草，是过去百余年欧洲经济贸易的发动机。
以史为鉴的目的，是知兴替、明盛衰。
皮特和辉格党与托利党都不同，英国是个很注重传统的国家，但传统本身是可以自己伪造的，并且宣称这是传统的。
辉格党和托利党对于“传统”
这个的定义，都忙于去论证，传统到底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
形成这样一个死循环：
因为我们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强盛——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强盛——就要继续巩固传统。
最终，这个问题，只能演变成“传统”
到底是啥之争。
因为这样的死循环，所以谁是胜利者，谁就能定义传统；而不是谁真的遵循传统，谁就获胜。
托利党说，传统是君主制，并举例甲乙丙丁；辉格党说，传统是内阁与自由，并举例子午卯酉。
皮特并不尊重这种自我定义的传统，他要是尊重传统，他就不可能顶着“大平民”
的旗号，去搞反对派从而获得威望。
从历史中，皮特看清楚了英国这几年发达起来的真正原因，破除了英国此时对于自己为啥发达了而不知的普遍焦虑。
只不过因为他不是先知，所以无法预判工业革命，但却凭借对史书的理解和总结，靠着一种敏锐的天赋提出了全球殖民地战略，为今后英国纺织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基础。
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到底靠的是什么？
是传统？
是民族性？
是自由的贸易？
这些此时在伦敦叫声最烈的东西，只是解释现状的一种回答。
而实际上，脉络是很清晰的。
1647年，八十年战争结束，西班牙解除对荷兰的贸易禁运。
荷兰处在莱茵河入海口，北连波罗的海、南接法国、沿着莱茵河向内是莱茵河流域的运河水路。
什么地理位置，能敌得过大河入海口这样的地理优势？
1651年，独栽者克伦威尔发现搞这种自由贸易，英国扛不住了，于是出台了《航海条例》。
1654年，疯狂造舰的护国公，暴打荷兰，自由贸易争不过，那就武力解决，荷兰战败。
1666年，出台《埋葬法案》。
死了之后，必须用呢绒布包裹埋葬，任何不用羊毛呢绒布包裹埋葬的，罚款15两白银，且此呢绒必须由本国生产。
此法案一直持续到1814年，成为1666年到1814年研究英国家族、家谱的重要一环，因为所有人死后都必须在治安官那登记，后世伪造家谱，拿着当初的登记簿一看，连个羊毛呢绒的“寿衣”
都穿不起，登记为“NAKED”
，显然那就不是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