镐京之黍离，位列王风，世上没有不灭的王朝，也没有不兴衰的城市。
若如繁华了千年的扬州，被一波漕运改海运，直接干废；兴盛了数百年的北方小扬州聊城，伴随着黄河改道运河被废，从千百商号鳞次栉比，混成了国家级贫困县。
这样的历史太多，又岂止是镐京黍离？
故而对于大顺的很多人而言，尤其是经历了运河被废等一系列改革的大顺新学一派的人而言。
他们还是懂一个道理的。
一座城市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但也要考虑……
利物浦的市民，显然因为文字历史太短——毕竟，刑不上士大夫的神职人员保护法的“识字考察”
，居然要靠“背《诗经五十一篇》”
这么离谱——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什么叫“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
至少，在此之前，因为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诸多因素，利物浦的市民一直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有别于他处的品质、精神、冒险精神、商业精神，才导致利物浦在短短六十年间从小城市，发展成大贸易港。
当然，这种观点，也很正常。
毕竟，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萌，就认为英国的经济不如荷兰，是因为英国人的劣根性，缺乏荷兰的勤劳、冒险精神等民族性。
这就是三观的区别。
因为在大顺被潜移默化影响了三观的新学派的人看来，只会觉得这种说法真的就是驴毬子吊毛。
利物浦这几年能发展起来的历史进程因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首先。
英国从进入18世纪开始，就整天干仗。
法国人、荷兰人，可能未必真的能上岛。
但是在海峡里祸祸一下英国，还是易如反掌的，毕竟荷兰人连伦敦都烧过。
今儿打仗。
明儿打仗。
一打仗，两边就互相发私掠证，面向海峡一侧的港口出航，经常受影响。
这利物浦躲在西北，安全的多。
伦敦的大量航运业务，向西转移。
伦敦出局。
其次。
18世纪开始，气候转暖，加上英国开始冶铁，大量的森林被破坏。
降水裹挟着泥沙，让塞文河的通航条件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著名的“黑乡”
煤铁区，伯明翰，就在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之间。
伯明翰冶铁。
伯明翰砍木头冶铁。
伯明翰把木头砍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