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给出了解决方案，以暴力手段和税收调控，逼死小作坊，壮大大工场，利用大工场的效率，确保在征税后依旧对小作坊形成碾压式的价格优势，形成几家大头，然后即可降低征税成本，在这几家大头征税即可。
这是纯粹技术上的低成本征税方案，要与此时的行政能力、缉私技术水平相适应。
但现在，英国是做不到的。
新英格兰地区大大小小的酿酒作坊，雨后春笋一般，依托着北美、中美、加勒比、西非的市场，不断壮大。
英国既不敢征税，也无力征税，因为征税意味着反抗。
而此时的行政效率和技术水平，也决定了，要么搞东印度公司这种东西、要么在生产端征税、要么就是如窗户税土地税一般给不动产征税。
比如窗户税，房子盖好了，你总不能把窗户隐藏起来。
而在外面查窗户，又可以减少矛盾——城堡学说的存在，使得在大街上不进门就查窗户征税的行为，英国人的容忍度一般来说更高一些。
毕竟查窗户不用非得进屋查。
这种情况下，大顺提出了类似于“代收关税”
的行为，无疑在乔治三世听来是一种可行的、靠谱的、不扯犊子、可以实现的好办法。
这种办法，如果把茶叶棉布等，视作“每年六七月份在阿姆斯特丹定时刷新”
的生产，那么这就可以视作一种高效的在生产端征税的模式。
至于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自由贸易”
……
这个，首先要定义一下什么叫“自由贸易”
。
不过，就算再怎么定义，这玩意儿与其说是“自由贸易”
，倒不如说这就是个畸形的、伊里奇说的那种【国际垄断卡特尔】。
以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国际垄断卡特尔，1884年世界钢轨卡特尔来做对照。
1884的钢轨卡特尔，是因为生产相对过剩，各国坐下来谈一谈，最终确定英66%、德27%、比利时7%。
而现在大顺搞得这玩意儿，确实就像是个畸形的卡特尔。
以茶叶为例。
原本是各国东印度公司无序竞争，各国的走私茶到处乱跑。
而现在，大顺直接垄断了茶叶的生产运输环节。
在阿姆斯特丹刷新之后，全欧洲统一标准到岸价，其价格包含了统一的关税。
比如说，每磅征税3便士。
那么，各国政府拿到的关税比例，就看各国卖了多少。
也即是，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和本土总共有多少消费能力，那么各国的政府就能拿多少关税、各国的商人也就拿到多少利润。
各国的政府，实际上也是“盈利”
的受益者。
而各国能卖多少，取决于各国有多少人口、多少殖民地、多少势力范围。
当然，若不认为这是一种畸形的卡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