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大顺此时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依旧是以农业为核心的。
但是，大顺这些年的“内外分野”
政策，使得新思想的策源地，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
而只考察这个范围之内，并不是以农业为核心的，而是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
由是，才能让刘钰从“生产”
的角度，去切入。
他当然不能大谈特谈剩余价值，但他从一开始在引领资产阶级的学说时，就避开从流通领域切入，而是从生产的角度切入，这也使得大顺这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下去，很容易就捕捉到资本增值的秘密。
故而，在这个时代，刘钰只谈生产，只谈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正如老马讽刺的那样：
重农学派的观点，认为一切价值都源于土地。
而工业、商业，实际上吊毛没干，并没有这个价值上增加任何新价值，只是把提供给它的价值以另一种形式作为等价物归还。
这就很容易得出个结论，既然工业、商业，既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等同于吊毛没干，那么还管工商业干啥？让他自由地发展去呗，自由竞争、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就行了呗？
只要管好农业这个“唯一产生价值”
、“一切价值之母”
的东西，只要只收农业税，剩下的工业商业随意发展就好了。
于是，资本家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努力的资本家。
因为按照重农学派的观点，工业、商业，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全都是在为土地拥有者忙活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全不为己、专门为地主，这还不高尚？
正像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这个讽刺，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
既然说，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是正确的、大义的、有利于社稷的、国富的、民强的、武功卓越的……
那么，资本家也可以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了江山社稷、为了万千百姓、为了国富民强的资本家。
我努力，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是为了陛下江山、为了万千黎民、为了国富民强，含泪赚钱。
我雇佣雇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生产、为了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陛下分忧解难安顿流民……当然我赚到了钱，但这只是副产物，就像是士绅收了租子也只是安稳佃户的副产物……
这样，格调不就一下子高起来了吗。
也就使得新兴阶层，获得了“大义”
。
当然，这种“大义”
的获得，需要一整套的论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第一句：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而之后的展开，则是由英国那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了；封建贵族势力，却依旧把持着政治；英国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专营制度等，严重制约了新兴阶层的下一步发展。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向英国那时的贸易政策开炮，是为了推翻英国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层层论证，证明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重商主义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而刘钰，沿用了国富论的第一句话。
但之后的展开，也是由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发展的还不够强大；大顺这边对于工商业发展，还有疑虑；大顺打赢了一战、成为欧洲这些年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改革还在继续，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层层论证，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
大顺……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
甚至说，重商主义，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