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对旧时代动刀子的改革，往往会导致一个帝国的暴毙。
而大顺的情况，又特殊到极致，使得大顺的改革或者革命，不可能只是依靠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那样，靠“精神与思想的解放”
，或者说，靠念经，就能掀起滔天巨浪。
相反，精神与思想的解放，在大顺，是排在物质问题的后面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和刘钰此时在扶桑搞的移民政策、殖民政策最像的，是俄国在彼得一世时代的工商业发展。
但两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俄国。
法律规定农奴的人身依附地位。
而俄国从彼得一世，到伊丽莎白的工商业改革，是这样的：给予旧礼仪派的人开采矿山、发展金属冶炼等行业的权利。
这些旧礼仪派的工商业资本，发展起来后，需要更多的人口，来从事工商业。
而俄国的贵族，则也需要人口——老子打了半天的仗，你给我封地有个乱用？封我几万俄亩的土地，一个人没有，难道让老子自己去种地？
所以，在俄国，“农奴”
作为一种“生产工具”
，是比土地更重要的。
而旧礼仪派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后，就开始“赎人”
，拿钱给贵族，赎买“教友”
，成为自由的农民、而不再是农奴。
再把这些人送进工厂，然后这些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工场主再拿钱“赎”
更多的农奴。
这就是大顺的特殊之处。
在俄国，农奴是有法律规定的人身依附地位。
在大顺，佃农、自耕农，租佃为生者，大顺并没有法律，规定他们是人身依附于地主的。
但是，这就是前资本主义，或者说，农业技术和高炉铁技术发展过早导致的农业过早迈入贵族封地制瓦解的特色。
人，是自由的人。
从法律的角度上，人不隶属于地主。
但是，这种法律上的自由人、或者说法理上的非人身依附，是没有卵用的。
因为，土地就这么多，地主手里有地。
而现在，对大顺绝大多数人而言，种地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那么，大明律和大顺律，还都规定，地主没有资格对佃农征收劳役地租，也就是说佃户给地主劳作不要钱、算作一种义务。
但，法律是法律、法理是法理，物质现实是物质现实。
现在地主就说，你明天来给我家干活、砌墙、挖水沟、修房子，我不给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