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湖北种棉花、种芝麻，直接导致了湖北的粮荒，逼的太子不得不出“米禁”
政策，禁止通过长江的湖南、四川米，出境，全部截留在湖北。
对大顺而言。
传统的“重农轻商”
的真正逻辑，并不在于“想办法让农民改稻为桑”
。
实际上，传统的“重农轻商”
逻辑，面临的真正问题，始终是：农民想，且非常想，且主动想改稻为桑，但是朝廷得先办法逼着农民不准改稻为桑，不准种烟草、乃至于不要种罂粟。
农民又不是傻子，需要朝廷来告诉，其实种经济作物更赚钱？
恰恰相反，很多人把农民当成了傻子，所以才会产生农民是傻子，所以不知道种植经济作物的错觉——相反，现实是，农民不是傻子，不用高高在上者来“指导”
，农民会自发地选择种植经济作物。
反而，是政府从来都是得想办法，让农民不要种植经济作物，而是去在这个“全世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
的时代，种粮食。
显然，太子，连最基本的“重农轻商”
的逻辑内核，都没弄明白。
指望着他来搞改革，那完全没戏。
如李欗和刘钰说的，后来人、后来事。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发生改变。
后来的人，才能根据后来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现实情况，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错误的方法论，拿出一个符合“道”
的手段，而不是照抄“术”
。
刘钰给李欗讲的那个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气蒸腾作用，比作税收。
国家政权，要代天行雨。
让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最终蒸腾和降雨循环崩溃。
这一点，李欗是认可的。
而下一个，说靠投资移民，再从垦殖上征税得利反哺移民迁徙的说法，这就又是个“刻舟求剑”
、“东施效颦”
的问题了。
显然，李欗一听就觉察出了问题，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汉等地，还有几十亿亩未开垦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说得通的。
而大顺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垦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于是，这一套以垦殖增值的思路，并不适用于大顺。
而只能反过来。
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边角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