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可以这么说，自由贸易理论，在大顺，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
除非有一天，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搞出来关税保护了、搞出来产业扶植了。
否则，这东西，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
反过来，也一样。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在1760年，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
并没有。
相反，他的学说，虽是显学，但官方根本不用。
而同样的。
大顺搞得是他妈的自由贸易吗？刘钰整天喊，但他自己也汗颜，其实压根不是。
但是，自由贸易学说，却可以迅速在大顺传播，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
为何？
因为，基于国与国贸易搞出来的自由贸易学说，大顺官方压根不觉得有任何害处，自是任其传播。
因为大顺是个纯粹的贸易顺差国。
任何有影响力的学说，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于是。
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
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
同样的。
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顺的精英阶层，开始了对《管子》、《盐铁》、《周礼新义》的追捧。
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
这，与支离破碎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各国竞争激烈、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
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
只不过，欧洲的现实，和大顺的现实，不是一个现实而已。
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使得大顺在“经济学”
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所以，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
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
比如说《管子》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
问题是，从汉开始，这个帝国，和谁打经济战？
谁有资格，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
是朝鲜纸，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
还是日本烧，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丝，影响到湖丝价格了？
印度棉布，威胁到松苏布了？
荷兰的陶器，威胁到宜兴紫砂了？
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搞保护主义，这是脑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