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继续谈下去，李欗也发现了刘钰已然不甚关心他对经济的讨论和解释。
话已经说到这，反倒是李欗尝试着旁敲侧击了一下。
但他旁敲侧击的方向，角度却略有些刁钻。
“之前多有传闻，说本朝之前先定罗刹、后平西域，而后伐倭、下南洋。
所为者，漕运也。”
“国力有限，必有先后。
北方自先秦一来，两千年之大患。”
“是以必先定北，而后方可南下。”
“定倭、平南，海上无患，方可改海运、废漕运。”
“自明以来，多有人言：治黄，必先废漕；保漕，必要祸黄。”
“及至漕运已废，最终方知，原来国公所做之事，皆为治黄。”
“是以，多有人言在国公看来，这治黄乃是今后朝廷的头等大事。”
“却不知国公以为，若这治黄为头等大事。
我所言修路，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
这话，问的听起来很是寻常。
只不过刘钰心知肚明，这话问的一点都不寻常。
他说治黄为头等大事，问修路能不能排到仅次于治黄的地位。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前面那一大堆的前缀。
即为治黄所做的各种准备。
在此过程中，外部的敌人被碾碎、内部的反对派被压制、甚至于百姓的反抗也被各种镇压。
就李欗说的从一开始北征罗刹开始算起的“为治黄河做的准备”
中，可是把镇压盐工起义、屠治淮阻碍士绅、盐政改革强行收回盐户对草荡的使用权等等一系列举动的。
如果说这些还算可以接受，那么其实诟病最大的，还是刘钰的锡兰木马计。
整个过程，都被视作全无仁义的“霸道”
典型。
为什么当时军力足够，却不直接去攻打巴达维亚，解民之倒悬？
为什么非要荷兰人把爪哇的华人迁徙到锡兰，死者众多？
因为，迁民要花钱，而且死亡率颇高。
因为，锡兰的水利设施已经崩了，荷兰人要用锡兰做基地，肯定要用非常残暴的手段，逼着迁徙过去的华人挖水渠、挖运河、垦殖种大米。
最终，大顺拿到了“拯救者”
的身份，拿到了锡兰从中部到南部的荷兰运河，拿到了锡兰沿海平原区的农田恢复，以及让近乎30%的死亡率的责任落在了荷兰人身上，得到了几万对大顺忠诚的“归义军”
，以及在下南洋后巴达维亚丧失了强制中转港地位和荷兰东印度“首都”
的地位后的基本稳定。
这和田单引诱燕国人屠杀齐国人激起仇恨、设计引诱燕国人刨齐人祖坟激发同仇敌忾，本质上区别并不大。
而这，属于“出格”
了的霸道。
其余诸如镇压盐工起义什么的，这在大顺的主流评价中，名声虽不好，但也并没有到“出格了”
、“越界了”
等程度的批评——这要弄清楚大顺的主流意识形态，用的是王霸并用、由外而内的那一套，脱胎于明末天下将亡的对王道空谈的反动，使得一些士大夫认可用一定程度的“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