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讲，因为京城的“消费城市”
的特性，使得刘钰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费城市里的官僚、贵族、皇室、士兵们，他们是以一种消费的目光去看问题的。
因为煤贵，于是有了西山的铁路。
因为粮贵，于是有了废弃的漕运。
因为布贵，于是他们支持新技术的革新。
海外的白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
生产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价，至少对于京城的“土著”
而言，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年变化导致的住房价格的问题。
无疑，这降低了大顺这些年变革的阻力。
或许文官不少是从地方升上来的，有地方的经验。
但于大顺的另一股力量军事贵族而言……
他们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要维护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费、不生产”
的“有效需求”
者。
亚当·斯密说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
对于消费的人而言，无疑，更完善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更完善的物流、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税钞关取消、各个地区的货物按照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交流，无疑是好事。
大顺太大了。
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有人起义、有人发财。
即便说，京城内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
但仅就京城而言，终究是受益的多、受损的少。
至于谁受损。
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后来鲁西北地区的老人，是这样回忆那一年的：
旱灾，粮价飞涨。
黄河决口后，运河淤积，粮食又运不进来。
海运兴起，沿河失业。
资本跑路，原本运河时代的陕西山西资本全部撤资。
洋布挤压，鲁西土布为生者，无以维持。
实业萧条，运输业萧条，大量人口根本无以为生。
泥瓦匠这样的技术工，一天只能换3斤高粱米——泥瓦匠，在旧社会，是标准的技术工，而不是力工。
而这个地方，就是被誉为自大运河修通以来【整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粮食流通中心、淮河以北之扬州】的临清。
也即，义和团运动最先爆发的地区，以及后来百年之后依旧是国家级贫困县的临清。
某种程度上讲，刘钰把这件事给提前了。
并且并没有继续积累矛盾，而是选择了分批引爆矛盾、分批镇压的方式，把这里的反抗运动给提前压住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动用了强制性的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