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外部没有理想国。
大顺自己这边复古那一套，实际上也是摇摇欲坠——由内而外的扯犊子，大顺这边不正确；由外而内的关键，那些制度、典章等，一堆玩考据学的出书证明多半都他妈假的。
而且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大顺人口激增，复古一派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即便按照你们说的，王政复古了，井田了，人均3亩地，就算十一税都免了，你能保证吃饱了？
古人说，百亩之田、五口之家，人均二十亩地呢。
你井田能复古，可你这人均20亩地怎么复古？只要一复古，就能变出来地？还是只要一复古，亩产立刻提升500%？
故而，对未来的设想、幻想、或者说可以在此时语言和物质条件下理解的不那么空的空想，也只剩下了刘钰那一套东西。
老马说：【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
而这套东西，此时说出来，太难懂。
甚至其实放到后世，识字率普遍提升，对着这个望文生义理解的东西，和老马讲的生产关系的意思都不搭边。
老马说的重点从不是纯粹生产，而是说生产关系和分配。
刘钰说一半、用一半，解决了一个大顺这边必须不能绕过去的问题——他把【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扭曲成了“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解决了一直在理论上卡着大顺的“本末”
问题。
虽然扭曲的连生产是为了生产这样的水平都没有。
但在此时，扭曲成这样反而是有利于传播的。
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这句话算得上是大顺发展工商业的“理论基础”
，也算是大顺这边一种类似“重农主义”
的东西。
这句话本身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谈分配，首先得生产。
第二：生产够了，工商业作为粮食分配手段，可以容下足够的人口。
这，才是刘钰鼓吹在大顺发展工商业的基础。
跑到古代，对着最基本的粮食都不够吃的皇帝，不提出一个基本的可自洽的逻辑，上来就猛吹萌芽、重商……多半会和面对着连绵不断农民起义的皇帝对着自鸣钟觉得这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差不多的结果。
老马说的很清楚了，商业资本，未必就一定会改变生产力。
更大的可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寄生，比如包买制、劫夺制等。
而这边重农轻商，又不是因为古人都是傻子，纯粹是因为早就发现商业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存在时候表现出的极强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话明明是说搞奢侈品会影响麻纺织业，而鼓励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结果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
托马斯·萌，说
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品和浪费，这可不是无名小卒，他被《国富论》称作“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
。
桑弘羊多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却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描述的，英国沿海的牧民私自卖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树上，那就叫重商主义；英国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东，抓到就直接击沉，货物和英国政府对半分，这才叫重商主义。
这边历朝历代把重商主义搞得相对来说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个屁都收税、拉个屎都专卖的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