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哈！”格里森松了口气，大声说，“你绝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不管这机会看起来多么小。”
“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意味深长地说。
“嗯，我找到了安德伍德，问他是否卖过一顶这么大小和款式的帽子。他查了售货簿，很快就查到了。他把这顶帽子卖给了一个住在托克维巷查本蒂尔公寓的名叫德瑞博尔的先生。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地址。”
“高明——实在高明！”福尔摩斯喃喃地说。
“我随后拜访了查本蒂尔太太，”格里森接着说．“我发现她脸色非常苍白，而且神。隋不安。她女儿也在房间里——她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颤抖着。这些都没逃过我的眼睛。我开始怀疑起来。当你接近正确线索时，福尔摩斯先生，你是知道这种感觉的——让你的神经颤抖的感觉。我就问道：‘你们听到了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市的德瑞博尔先生神秘死亡的消息吗？’
“母亲点了点头，她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女儿却流下了眼泪。我更感觉到她们知道与该案有关的某些事情。
“我问道：‘德瑞博尔先生是几点钟离开你们这里去火车站的？’
“‘八点钟，’她说，同时咽着气，想压抑她的激动情绪。‘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说有两趟去利物浦的火车——一趟是九点十五分的，一趟是十一点的。他赶第一趟车。’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吗？’
“我刚问这个问题，那女人顿时面容大变，脸色死白。过了好长一会儿，她才挤出一个‘是’字——而且声音沙哑，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这位姑娘镇静而清晰地说话了。
“‘说谎是不会有好处的，妈妈，’她说，‘我们还是向这位先生坦白吧。后来我们的确又见到过德瑞博尔先生。’
“‘愿上帝饶恕你！，查本蒂尔太太大喊起来，双手一伸，瘫进了椅子里，‘你会害死你哥哥的！’
“‘阿瑟一定也愿意我们说实话。’姑娘坚定地回答说。
“‘你们现在最好是全部告诉我。’我说，‘吞吞吐吐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况且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多少。’
“‘都是你，爱丽丝！’妈妈大喊着，然后转身对我说，‘我全都告诉你，先生。你可不要以为我替我儿子着急，是因为他和这可怕的凶杀案有什么关系。他完全是无辜的。我顾忌的是，在你或别人看来，他似乎有嫌疑。但这是绝不可能的。他的高贵气质、他的职业、他的出身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你最好是把事实和盘托出，’我说，‘相信我，如果你儿子真的是无辜的，他绝不会受到委屈。’
“‘爱丽丝，你最好是让我们两个人谈。’她说，于是她女儿出去了。‘好啦，先生，，她接着说，‘我本不想把这些告诉你的，可是既然我可怜的女儿已经说了，我也就没有选择了。一旦决定要说，我就不会遗漏任何部分。’
“‘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我说。
“‘德瑞博尔先生在我们这里住了将近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c我注意到他们的每个箱子上都贴着哥本哈根的标签，可见那是他们最后停留过的地方。斯坦格森是个内向而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的主人却完全相反——很抱歉！我得这么说。这个人举止粗野，行为粗暴。在抵达的当天晚上，他就喝得烂醉如泥。事实上，直到第二天中午他还没有清醒过来。他对女仆们的态度轻佻而放肆。最糟糕的是，他很快又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女儿爱丽丝，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说八道，幸亏她还年轻，不懂男女之事。有一次，他居然把我女儿抱在怀里，紧紧搂着她——这种兽行连他的秘书都骂他不是人。，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忍受呢？’我问，‘我想，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撵走房客啊。，
“‘后来呢？’
“‘我看他坐车走了，心情这才放松下来。我儿子正在休假，但这些事我一点都没告诉他，因为他脾气暴躁，而且他非常疼爱妹妹。这两个人搬走以后，我关上大门，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可是，天啊！还不到一个钟头，又有人按门铃，原来德瑞博尔又回来了。他非常兴奋，显然又喝了不少酒。当时我和女儿正坐在屋子里，他一头闯了进来，语无伦次地说没有赶上火车。然后，他竟然当着我的面，转过脸和爱丽丝说起话来，并建议她和他一起私奔。‘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他说，‘任何法律也不能阻止你。我有的是钱花，不要在乎这个老女人，现在马上跟我走吧。你会过得像公主一样。’可怜的爱丽丝非常害怕，一直躲着他，可是他抓住她的手腕，拼命地朝门口拉。我尖叫起来。这时，我儿子阿瑟走了进来。以后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到一阵咒骂扭打的声音。我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当我敢抬起头来时，只看见阿瑟站在门口大笑，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我想那个家伙再也不会来纠缠我们了，，他说，‘我要出去跟踪他，看他到底干什么去。’说完这些，他就拿起帽子朝街头跑去。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听到了德瑞博尔先生神秘死亡的消息。’
“这就是查本蒂尔太太亲口说的话。她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喘息和停顿。有时她的声音太低了，我几乎听不清楚。不过，我还是把她说的一切全都速记下来了，所以应该不会弄错。”
“是很有意思，”福尔摩斯打了个呵欠说。“后来又怎样了？”
“查本蒂尔太太停下来的时候，”格里森接着说，“我看到整个案子全系于一点。于是，我死死地盯着她——我发现这对待妇女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问她，她儿子什么时候回的家。
“‘不知道。’她回答说。
“‘不知道？’
“‘嗯。他有一把钥匙，自己会开门进来。’
“‘你睡了以后他才回来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睡的？’
“‘大概十一点。’
“‘那么你儿子出去最少有两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