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虽然他显得不太关心，但实际上我感觉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我时，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那时是1878年，他回国已经八九年了，非常希望我父亲能同意让我跟他一块儿生活。他也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疼爱我，清醒时，他喜欢跟我一起斗双陆，下象棋，还同意我代表他对家里家外的事情做决定。所以到十六岁时，我俨然是一个小当家了。我保管着所有的钥匙，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只要不影响他的隐居生活就可以。可是也有例外，那就是阁楼上的许多房屋中，有一间房堆放着破旧的杂物，它长年累月都锁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我曾经好奇地透过钥匙孔向房内窥探，但除了一堆破旧的箱子和包袱外．并未看到其他任何东西。
“1883年3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这对他来说似乎很不寻常，因为他没有任何朋友，账单从来都是付现款，从不用信函。他拿起信来十分诧异地说：‘从印度寄来的，邮戳是印度南部港口城市本地治里的，怎么会呢？’他急忙拆开信，信封里掉出五个干瘪的橘核，我刚要发笑，却见他张着嘴唇，瞪大双眼，脸就像死灰一般，我脸上的笑容也被他吓得僵在那里，只听他尖叫起来：‘KKK！上帝呀，真是罪孽难逃。’
“‘死亡！，说着他站起身回了自己房间，只留下吓得目瞪口呆的我。我拾起信封，在信封口盖里面，就是涂胶水的上端，发现了用红墨水写的三个潦草的K字。除了那五个干小的橘核，里面没有其他东西，究竟是什么把他吓成这样呢？我上楼时，他刚好下来，一手拿着楼顶专用的破旧钥匙，另一只手上是一个钱盒一样的小黄铜匣子。
“‘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赢我也没那么容易。’他发誓一样说道，‘让玛莉今天把我房间里的壁炉升起火来，然后派人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按他说的做了。律师来了之后，他把我叫到他房里，壁炉里炉火烧得很旺，里边有一堆烧尽的黑色纸灰。那个黄铜的小匣子敞着盖放在一旁，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看了一下匣子，非常惊讶，盖子上清晰地印着我在信封上见到的那三个K字。
“‘约翰’，伯父说，‘希望你能作为我遗嘱的见证人。我将把我全部产业，包括好的与不好的，都留给你父亲，即我弟弟。将来你会从他那里继承到。你如果能顺利地拥有它，那最好了。可是，如果事与愿违，那就最好把它留给你的敌人。我很抱歉留给你一个有两重意义的东西，但我也不确定事情会怎么发展。你现在就在福德姆律师指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
我在在律师指定的地方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律师就拿走了遗嘱。您应该能想到，这事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其中的奥秘，却又没办法从这事带来的恐惧中脱身。虽说随着时间的流走，这种感觉会淡一些，况且我们的生活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可我还是发觉从这之后，我伯父的行为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喝酒比以前更厉害了，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也更加不喜欢去社交场所。有时候，他又像发了疯似的，拿着左轮手枪在屋里屋外横冲直撞，大吼大叫，嘴里说着他谁都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都不可以把他像绵羊似的囚禁起来。疯狂过后，他又慌忙躲迸屋里，插上门闩并锁上锁，好像内心充满恐惧，无法再虚张声势地伪装下去一样。每当这时，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他脸上都会冷汗淋漓，仿佛刚从水盆里出来。
“噢，不能继续考验您的耐性了，福尔摩斯先生，还是讲一下结局吧。有天夜里，他又发酒疯了，忽然跑了出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在花园的一端，一个泛着绿色污水的坑里找到了他，他脸向下俯趴着。坑内的水不过两英尺深，没发现任何暴力痕迹。根据他平时的古怪行为，陪审团断定他是自杀。但我知道他一直是个挺怕死的人，不大相信他会自寻短见。即使这样，事情还是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包括地产以及约一万四千镑的银行存款。”
“请稍等，这是我听过的又一桩奇案。请把您伯父接到信的日期和所谓的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他在1883年3月10日收到信，死在七周后的5月2日。”
“谢谢，请继续说。’
“我父亲接管霍尔合姆那座房子时，我建议他好好检查一下长年上锁的阁楼。在那里，我们发现了那个黄铜匣子，里面的东西被毁掉了，匣盖里有个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的纸标签，下面还有‘信件、收据、备忘录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想，从这些文字上大概能推断出奥彭肖上校所销毁文件的性质。顶楼上，除了一些散乱的文件和记载我伯父美洲生活的笔记本外，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在这些凌乱的文件中，有的记录着战争情况和他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事迹，另外就是战后重建南方时与政治有关的一些文字。当时，我伯父显然是参力日了反对来自目暑光方的那些政客的斗争。
“1884年初，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直到1885年1月，一切都还如意。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正在桌旁吃早餐时，突然听到父亲尖叫了一声，只见他拿着一个刚打开的信封，另一只手里竟是五颗又干又小的橘核。我平时一提到伯父的那些奇遇他总觉很荒谬，可今天他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父亲吓得不轻，显得面无人色，神情恍惚。‘天哪，约翰，这是怎么回事？’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的心也沉重得跟铅块一样。‘这是KKK。’我回答。
“他看了看信封的为层，叫道：“是的，是这些字母，里面还写了什么吗？”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站在父亲身后面读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
“‘应该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其他地方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指那些被毁掉的东西。’
“呸！这里是文明国度，不允许这么无法无天！’他大着胆子说，‘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我看了看邮戳，说：‘从苏格兰的敦提市来的。’
“‘简直是个荒唐到家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文件、日晷仪有什么关系！我向来不去管这种无聊事。’
“我说：‘咱们应该报警。’
“‘这种事也要报警？荒谬！我绝不报警。’
“‘那让我去报吧。’
“‘不，不许你去，传出去让人笑话。’
“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和他争辩只会白费口舌，我只好走开，但心里很不安，总感觉有什么大祸就要来临。
“收到信后第三天，我父亲去看他的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那人在普茨坦山的一处堡垒当指挥官。他的出访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他离家就能远离危险。可我想错了，他出去的第二天，少校拍了封电报给我，叫我立刻赶去。父亲摔倒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附近有很多这样的矿坑。他躺在里面不省人事，头骨也摔碎了，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很明显，黄昏前他从费尔哈姆回来，因为不熟悉乡间小路，白垩坑又没有护栏，所以失足掉了进去。验尸官快速判定为‘意外致死’。我小心地检查了可能与他死亡有关的所有细节，但并未发现能支持谋杀意图的任何事实。现场也没有脚印或暴力迹象，没有发生抢劫，更没有出现陌生人的记录。可就算我不说您也明白，我的心情很难平静。我肯定，有人在他周围策划了什么阴谋。
“我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财产。您可能会问我干吗不把它卖了，答案是我确信是伯父生前的某些意外事件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灾难。因此，无论住在哪所房子，祸事都会威胁到我们。
“我父亲是在1885年1月遭遇不幸，到现在已经两年零八个月了。这段时间，我在霍尔舍姆过得还算平静。我甚至怀有这样的侥幸心理：灾难已经远离了我家，它同我的上一辈人一起埋葬了。可没想到这种自我安慰早了一些。昨天上午，灾难又一次降临，情况与当年我父亲遇到的一模一样。”
年轻人走到桌旁，掏出了一封揉皱的信，从里面倒出五个干瘪的橘核。
“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邮戳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KKK三个字，跟我父亲收到的一样，也有‘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的字样。”
“您采取过什么措施吗？”福尔摩斯问。
“没有。”
“没有？！”
“实话说吧，我觉得没什么办法。”他低着头，用消瘦而苍白的手捂着脸，“我认为自己好像是可怜的兔子遇到了毒蛇，似乎陷进了一种不可抗拒、异常残暴的魔爪之中。这魔爪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