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不会把信藏在别的地方了呢?”我提了个疑问。
“这个可能性不大,”迪潘说,“他必须让信在他可视范围内,以备随时可以派上用场,这是皇家大事的特殊性决定的。”
“有可能随时需要拿出文件来吗?”我说。
“也就是说,随时把它销毁。”迪潘说。
“确实是这样,”我说,“那么这封信就明明是在他房子里了,至于这位部长随身带着这封信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去考虑。”
“完全不必,”警察局长说,“他曾经有两次被洗劫,仿佛遇上了拦路的强盗,他本人是在我亲自监督下经过严格搜查的。”
“你完全可以不亲自动手,”迪潘说道,“这位D部长,我敢说,并不完全是个笨蛋,如果他不笨,那么,他一定会预料到这类拦路洗劫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不完全是个笨蛋,”警察局长说,“可是他是一位诗人,我认为这跟笨蛋没有太大差别了。”
“确实是这样,”迪潘说,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过我本人也问心有愧,写过几首打油诗。”
“可不可以详细谈谈你搜查的具体细节呢?”我说。
“呃,实际上,我们是慢慢进行的。我对整幢大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首先,我们检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当然,如果有这种秘密的抽屉,肯定瞒不过我们。接着,我们检查了椅子。对于软垫,我们用你们见过我使用的细长针来刺探。对于桌子,我们把桌子面拆下来了。”
“为什么?”
“有时候,桌子,或者其他形状相仿的家具,它的面板会被打算藏起东西的人拆下来,把家具的腿挖空,把东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安装好面板。对于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样方式利用柱脚和柱顶。”
“不能利用声音来查出空洞吗?”我问道。
“这个方法不奏效,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可以在它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则,我们这个案子要求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声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开——你不能拆散屋里所有的可能存放东西的家具吧。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或者同一根粗的织绒线针的形状大小差不多,这样它就可以被塞到譬如椅子的横档里。你们不会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来检查吧?”
“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干得更出色——我们用高倍显微镜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每个地方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通过显微镜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
“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所以不是很麻烦。我们只检查砖块之间的青苔就行了,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当然查阅了D部长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了吧?”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裹、每一本书,甚至每页都翻过。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极为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用显微镜检查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吗?”
“查过了。”
“你检查了地下室吗?”
“我们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始终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就怕被你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迪潘,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警察局长回答道,“对那栋旅馆,我比我的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更好的意见了,”迪潘说,“当然,你大概知道那封信的特点吧?”
“噢,当然。”说到这里,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向我们念了那封被盗窃的信的详细描述。念完后,他立即告辞了,精神比来时更加委靡不振,我从来没见到他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差不多像前一次那样待着。
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一些寻常的话题。最后,我问:“哦,G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进展吗?”
“真见鬼,后来,我依照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是白费力气。”
“酬金是多少?”迪潘问。
“噢,数目很大,我不必说究竟有多少。但是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因为,新近酬金又加了一倍。可是,我还是找不到那封信。”
“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慢吞吞地说,“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你也许,还可以再尽一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