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不会把信藏在别的地方了呢？”我提了个疑问。
“这个可能性不大，”迪潘说，“他必须让信在他可视范围内，以备随时可以派上用场，这是皇家大事的特殊性决定的。”
“有可能随时需要拿出文件来吗？”我说。
“也就是说，随时把它销毁。”迪潘说。
“确实是这样，”我说，“那么这封信就明明是在他房子里了，至于这位部长随身带着这封信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去考虑。”
“完全不必，”警察局长说，“他曾经有两次被洗劫，仿佛遇上了拦路的强盗，他本人是在我亲自监督下经过严格搜查的。”
“你完全可以不亲自动手，”迪潘说道，“这位D部长，我敢说，并不完全是个笨蛋，如果他不笨，那么，他一定会预料到这类拦路洗劫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不完全是个笨蛋，”警察局长说，“可是他是一位诗人，我认为这跟笨蛋没有太大差别了。”
“确实是这样，”迪潘说，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过我本人也问心有愧，写过几首打油诗。”
“可不可以详细谈谈你搜查的具体细节呢？”我说。
“呃，实际上，我们是慢慢进行的。我对整幢大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首先，我们检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当然，如果有这种秘密的抽屉，肯定瞒不过我们。接着，我们检查了椅子。对于软垫，我们用你们见过我使用的细长针来刺探。对于桌子，我们把桌子面拆下来了。”
“为什么？”
“有时候，桌子，或者其他形状相仿的家具，它的面板会被打算藏起东西的人拆下来，把家具的腿挖空，把东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安装好面板。对于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样方式利用柱脚和柱顶。”
“不能利用声音来查出空洞吗？”我问道。
“这个方法不奏效，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可以在它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则，我们这个案子要求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声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开——你不能拆散屋里所有的可能存放东西的家具吧。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或者同一根粗的织绒线针的形状大小差不多，这样它就可以被塞到譬如椅子的横档里。你们不会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来检查吧？”
“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干得更出色——我们用高倍显微镜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每个地方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通过显微镜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
“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所以不是很麻烦。我们只检查砖块之间的青苔就行了，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当然查阅了D部长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了吧？”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裹、每一本书，甚至每页都翻过。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极为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用显微镜检查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吗？”
“查过了。”
“你检查了地下室吗？”
“我们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始终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就怕被你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迪潘，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警察局长回答道，“对那栋旅馆，我比我的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更好的意见了，”迪潘说，“当然，你大概知道那封信的特点吧？”
“噢，当然。”说到这里，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向我们念了那封被盗窃的信的详细描述。念完后，他立即告辞了，精神比来时更加委靡不振，我从来没见到他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差不多像前一次那样待着。
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一些寻常的话题。最后，我问：“哦，G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进展吗？”
“真见鬼，后来，我依照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是白费力气。”
“酬金是多少？”迪潘问。
“噢，数目很大，我不必说究竟有多少。但是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因为，新近酬金又加了一倍。可是，我还是找不到那封信。”
“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慢吞吞地说，“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你也许，还可以再尽一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