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青年时期，有一次春节回去祖庭大觉寺过年，附近有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叫彭红珍，虽说是乡下的村姑，但模样清秀乖巧，村里的人都认识她。没多久，听说被抢亲了。我自忖：“不得了，这样一位规矩内向的女孩，居然被抢亲，肯定大受打击，要死要活了。”第三天，左右邻居相互告知，她要回门了。当我看到她那满脸高兴，眉开眼笑的样子，不禁愕然，原来世间的人，情爱那么虚假易变，短短的两天，就可以让人认命改变。
当然人的感情，也不能以这些来评比高下，相互较量。我一生推动“人间佛教”，就是希望让每个人都获得尊严、平等，不要以为只有自己了不起，别人的好心好意都不算什么，把自己的伟大建立在他人的渺小上。事实上，每个人都很崇高，没有谁比谁差。
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有一官员叫赵木高，带着太太、三个小孩到栖霞山避难。那时候，我们每天吃过晚饭后，年长的学僧们会到花园跑香。赵木高的大小姐年仅十二岁，也会带着弟弟、妹妹出来玩。她人长得很漂亮，却患有小儿麻痹症，我们的同学调皮，促狭喊她：“小瘸子。”
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心里为她感到不平：“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叫人家呢？”但是，当时我是学院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哪有资格英雄救美，站出来讲话呢？
这让我想起幼年时，邻家的小女儿也是同样的状况，走起路来总是一拐一拐。附近的小孩老是爱捉弄她、嘲笑她。外婆告诉我，千万不能欺负人家，她只是外表有缺陷，内心跟我们每个人一样，甚至可能比我们更清净美好。我很敬爱外婆，就把她的话牢牢地记在我的心中。
我和赵木高一家人，彼此没有讲过话，两三个月后，她们也离开了栖霞山。由于是在单纯的丛林中生活，即使经过十多年，我也来到台湾，对于这件事，还是很有记忆。
应该是近一九六一年时，有一天，同参悟一法师来高雄；谈话之间，偶然提到：“我们去台中看赵木高好吗？”
我一听，忽然记起这个名字，就很自然地说道：“时局这么动**，不知道他们也来到台湾了，他女儿赵梦霞也有来台湾吗？”
同参说：“是啊，他们一家人都来台湾了，我们也常常来往。”
他接着又说：“赵老太太常念着你，想和你见面呢！他家的女儿赵梦霞，以前大家常叫她‘小瘸子’的，都已经中兴大学毕业了。”
我问：“现在呢？”
悟一法师回答说：“在花莲女中教书，你可以去她家，或者我叫她来看你。”
这样一说，勾起我的好奇心。最初想，去看看也好；随即第二念又起，决定还是不去了。因为过去我们并没有关系来往，也没有情谊，幼年记忆中的小女孩，现在也成长了，何必再去攀缘呢？
因为这样的两件事，后来引发我写“人间音缘”里的一首歌：《残缺也是美》。毕竟，如词里所述：“月亮不一定要圆满，残缺也是种美丽；人生不一定要拥有，享有也是一种福气。”
早期的台湾女性地位不高，我经常勇敢地为女性讲话，并且提倡两性平等。曾有同参嘲笑我是“妇女工作队队长”，并质疑为什么弟子中大都是女性出家？其实，无论哪个宗教，本来就是女众比较多。因为女众的心地柔软，心思细腻，性格上与宗教比较相应，对于心灵层面的追求，也比较容易自我发觉。
我对待女性的确很热心，总觉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我应该为弱者发声。我倡导男女平等，实际上要做到真平等很困难，因为基本上男女性格不同，男众的体能、力气比女人大。但除此之外，生命人格是平等的。好比佛陀开悟后的第一句宣言就是“众生皆有佛性”，并且主张“四姓平等”。
为此，我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陈列的十八罗汉当中，就列有三尊女众罗汉，虽然这是佛教弘传史上的创举，但事实上，早在佛陀时代就有女众修道成就的记载。所以，无论男性、女性，公平正义是很重要的，基于佛陀的教示，强调男女平等，佛光山也重视“四众弟子，僧信平等”，相互尊重。
一般说来，凡夫的情爱比较贪恋于男女之情。如果情爱能够随着我们人格的递增而日益提升，随着道德的长进而日臻纯净，那么凡夫的情爱也会愈来愈升华，从爱自己、家人，进而爱世界全人类。
记得我来到台湾，才刚有饭吃、有安定的住所时，就想到：应该还有很多孤苦无依的小孩，或者无人奉养独自生活的老人家，总想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事。那时，我们没有育幼院、养老院，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可以让他们居住，只有把一部分的僧寮让出来给他们使用，以尽一己之力。
到了一九六七年，宜兰基督教创办的一所“兰阳救济院”，在经营上出现困难，希望我助一臂之力。我感念天下的老人，都是我的父母，便应允接收这所老人院。那时，我问佛学院的学生，有谁愿意前去服务吗？甫毕业的绍觉、依融，两个人一举手就是服务了四十年，从未忘记初心。一九七六年，佛光山内另外开辟一区，设立了“佛光精舍”，提供老人颐养天年；一九九五年，我也受高雄县政府的委托，接办管理凤山“崧鹤楼”，成为第一所公办民营的老人公寓。
这许多老人家，鹤发童颜，甚至有高龄一百多岁的长辈，我都可以称他们祖父、祖母了。老人的体力、眼力等各方面功能虽然退化，但老人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可以作为后代学习的榜样，可以把智慧、经验传承给后代，所以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实在不能轻视。
育幼的部分，一九六九年时，佛光山照顾的小孩愈来愈多，有的父母不在，有的是警察送来，甚至也有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的小孩。最初，也有孩子父母姓名不详，我就说：“就全部登记在我的名下吧！”因为我俗家姓李，所以育幼院里很多的小孩就跟着我姓李了。
弟子中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他说：“师父，你不可以这样做，登记你的名字，不只会被人误会，将来他可能会要求把佛光山的产业转移给他。”
当时，我没有顾忌，坚持决定这么做，为什么？这些孩子的心性纯洁，都是可爱的儿女，我走到哪里，他们见到我，总是师公长、师公短地热情叫唤，教人怎么不增加对他们的亲情呢？
《礼运·大同篇》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很多的父母生下儿女后，没有办法教养他们，我们尚有微薄之力，帮忙照顾又有何难？生命宝贵，有尊严的爱才有价值，我们给予他慈爱，如自己同胞兄弟、骨肉亲人，这种爱才能获得大家接受。
后来，我把孤儿院扩建到斯里兰卡，印度的菩提伽耶、拉达克等。我在巴西有两百多位“如来之子”（如育幼院），道场住不下那么多小孩，只有每个礼拜给他们一袋米、一篮菜，白天在寺院团体学习，晚上就各自回家。甚至我建议他们踢足球，只要踢到一个程度，可以带他们到台湾来打，把台湾的足球带上世界。另外，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有许多的善堂师姑，把领养的孩子送来佛光山，我也协助他们受教育、学习。看这些孩子一年一年地长大，一个一个地成长，这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快乐、更加有意义。
佛光山大慈育幼院长大的院童成家了，与身为家长的我照张全家福（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五日）
由于这样的关系，我经常想到这许多小孩、老人。甚至，路上碰到衣衫不整的小孩，就想到可以跟我回佛光山；见到无依的老人家，就想到可以请这些长辈到我们的老人公寓居住。心中拥有对儿童、少年、老人的爱，觉得爱个人太渺小，爱大众、世界，普爱芸芸众生，才能扩大自己的世界。
“爱”情要有恭敬，是一种净爱。对于小孩、老人，或是残障人士，要学习爱他们，不能嫌弃。爱不是占有，而是奉献，如同培养爱情，不是只爱“我”的，也要爱“你”的；因为爱不能据为己有，爱要当礼品送人，占有的爱情是下等的，奉献的爱情是上等的，享有的爱情是高等的。
我们虽然出了家，俗家的父母、眷属仍是离不开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见过家师志开上人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母亲，向他告知我的学习状况。信上开头称谓写着“亲家大人”，我恍然大悟，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原来，生我的父母，可以跟佛门的师长成为“亲家”。
数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九三年，我在佛光山首次举办“佛光亲属会”，邀请徒众的父亲、母亲来佛光山，和他们的儿女一同和我聚会，让大家成为亲家。我有很多徒众，他们都有父母家人，所以我有百千个儿女，我更有百千位以上的亲家。
想到家师志开上人，他是我如父如母的恩师，对我的爱护，虽然不像父母爱小儿小女般的处处关照，但是，师父对我用心良苦的严厉，却深深地影响我日后的出家人生。师父为了让我安住，在少年成长期，他从未给我一毛钱，虽然日子艰苦，却养成我没有用钱的习惯。后来我身染疟疾，师父并没有嘘寒问暖地安慰，只是差人送了半碗咸菜给我，那意义深重的半碗咸菜，让我立下弘法的志愿。师父对我的种种，点滴回忆起来，看似无情的教育，其实隐藏多少对我的“深情”，殷切盼望我不忘初心，不离佛道的大爱，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啊！
人虽然有七情六欲，但是情爱可以升华、可以扩大。爱的升华是慈悲，慈悲就是佛教的爱，所谓“慈能予乐，悲能拔苦”，予乐拔苦的生活中，不只自己充满了爱与慈悲，更能带给别人快乐。可以说，我的“爱”像冬阳，温暖大地；像和风，给予生命清凉。
其实，修道人对于信仰本身就是爱，好比我爱佛陀，我才能信仰他、恭敬他；如果我不爱佛陀，不信仰他，我怎么拜得下去呢？就因为爱佛教、爱常住、爱大众，爱很多利益人天的事业，我更感到世界的宽阔，怎么能为了狭义的爱而裹足不前？希望今日有志的青年，能普施大爱。爱个人容易患得患失，是私爱、小爱，也是“有碍”的；爱众生是普爱、升华的爱，能够一切“无碍”。
慈悲就是佛教的爱，所谓“慈能予乐，悲能拔苦”。勉励马来西亚青年团团员，发挥“青年的力，菩萨的心”普施大爱（二〇〇三年二月十日）
我们要当一位爱书人、爱道人，甚至爱一切事物，所谓“吾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更可以学习做一位爱佛人。世俗的感情，如同盛开的花朵，娇艳灿烂，但转眼间，随时变化；超凡的感情，无情却似有情，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莫嫌佛门茶饭淡，僧情不比俗情浓”，这淡中有味的佛门僧情，才是真正隽永的道情法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