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但是图书馆里无言的老师，都增上了他的学养。他常说自己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儿童，但是在一次次礼拜观世音菩萨的宗教生活里，他获得了体验，从此“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大师从二十岁步出焦山佛学院，回到祖庭大觉寺，开始了他的弘法之路。从此他无时无刻不像日月一般的光照寰宇，很多人因为大师的一句智慧法语而改变一生，视他为贵人，对他敬仰佩服不已；很多佛教事业因为大师的愿心毅力，别人做不到的事，他都能一一实现。
大师何以有那么大的智慧、能量？何以能够利济那么多的众生呢？虽然大师自述自己小时候并不聪明，例如《古文观止》里的一篇文章，别人两三天就能背得滚瓜烂熟，他花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却还是背不来。不过，这是十六岁以前的情形，十六岁以后情况突然有了改变。
大师如此形容自己：“好像忽然开了窍似的，所有书本一经过目，里面的道理、知识，就像排山倒海似的涌入心里……”从此，大师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甚至有一次历史考了97分，大师自觉应该可以拿满分，却因疏忽被扣了3分，为此还生气得饭也吃不下呢！
忽然间智慧大开，老师却心存怀疑，不相信他有此实力，所以在学期末了的总成绩里刻意给了他很低的“印象分数”，甚至比平时被公认为不如他的同学还要低。但是他并没有生气，只是暗暗地告诉自己，以后要做一个公平公正的人。
大师善于以别人的言行作为借鉴，用以激励自己、改进自己。他说：“别人不好没有关系，自己好才是重要。当我们看到别人不好，不是要去打倒他，或是跟他斗，而是应该要自我改进。”这样的自我历练，使他终能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
大师崇高的人格，可以说是从小养成，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小时候因为家贫，加上外祖母的影响，养成他勤劳、慈悲的性格。他经常在家人外出工作的时候，自己动手整理家务，只为让父母回家有一个惊喜。他经常一早就外出捡狗屎、牛粪、铁钉等，把换得的钱存下来，当家里需要用钱时，适时地拿给母亲贴补家用。对于自己小时候捡牛粪、拾铁钉一事，他流露出赤子之情说：“原来我从小就懂得资源回收，从小就具有环保的观念。”
由于大师从小就勤劳作务，举凡烧水、煮饭、劈柴、牧牛、犁田、插秧等，他都一一做过，因此从生活的工作经验学会了重视实际，而不是只会空讲理论，所以后来他弘扬人间佛教也是本着实践的精神，从弘化中把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落实在人间。
大师虽然承袭佛门古老的传统教育，但是在关闭式的教育里，却早已知道佛教应该走向现代化、艺文化、通俗化、电影化的重要，因此他提倡“传统与现代融合”。
大师也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洗礼，没有受过写作训练，但是他的著作如《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一再出版流传，甚至被编成电视剧，拍成电影。他虽然没有修过文学的学分，但是他对中外的文学涉猎很广，曾被有名的《菩提树》杂志誉为“佛教的文艺明星”。
大师本是一介僧侣，可是他的思想很有社会性与时代性，能够“与时俱进”，了解国家社会的运转与需要，经常应邀进入各级学院讲演，对各种社团提供指导。他对现代管理学也有其独到的理念与心得，曾以佛教的《弥陀经》《普门品》，申论各种现代的佛教管理法。他熟稔传统的丛林佛教仪轨，手著《僧事百讲》，对百千年来的丛林教育留下了轨范。
大师没有学过建筑，但他创建多所规模庞大的寺院、道场，如佛光山的建筑便是由他自己一手设计，几可媲美一流的建筑师。大师不擅长唱歌，对音乐也不感兴趣，但是他提倡佛教音乐，把佛教梵呗以现代的乐谱演奏，率领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巡回世界各大歌剧院演出，如纽约的林肯歌剧院、雪梨歌剧院、台北音乐厅等。
大师制定的佛教仪轨，如佛化婚礼，丧葬仪式、三皈五戒、八关斋戒等，都为佛教界所引用，从未引生异议。大师虽不擅英文，但曾在澳洲邦德大学、新加坡大学、香港理工学院、美国的哈佛、耶鲁、加州等大学做专题讲演。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西文、葡文、德文、法文、梵文等多国语言。
大师重视佛门律仪，护持传统戒法，在台湾曾参加过无数次的传戒，担任坛上十师，甚至亲自到印度传授国际三坛大戒，以得戒和尚的身份为来自锡兰、尼泊尔、缅甸、泰国、印度等二十多个国家的戒子正授，恢复失传已久的南传比丘尼戒法。
他一方面恢复传统戒法，但又推动佛教的革新，倡导众生平等，尤其对促进佛教比丘、比丘尼两性僧团的平等，以及在家、出家二众的平等，功不可没。
大师从小生活刻苦自励，丛林的教育养成他虽然年过古稀之年，总能随遇而安，即兴生活；一桌一椅，都能睡眠；茅篷陋室，也可安居。平时三餐，只以面饭为主，不嗜零食，也不用水果，而他身体健康，甚于常人。
他一生没有假期，自诩“人生三百岁”，要求自己的人生工作要有三百岁的价值。他一生从不为个人储蓄金钱，也不购买物品，但他对金钱挥洒自如，能为佛教创建百千万元费用的道场，甚至为社会创办大学、卫星电视台、报纸等。
大师愿力宏深，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两百余所道场，以及多所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电视台、报纸、云水医院、佛教学院、中学和大学；大师教化宏广，门下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僧弟子千余人及信众百万。
大师一生虽然没有领过一张正式的毕业文凭，但是从他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的学子不计其数；他不曾跨进大学宫墙，但他在国内外创办四所大学，并曾受邀出任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首任所长，也曾应聘在台湾文化大学和东海大学教书多年。他先后荣获美国东方大学、泰国玛古德大学、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智利至多玛斯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多所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大师一生得奖无数，教化无数，阅人无数。他曾造访泰国国王普密蓬，建议泰国应容许大乘佛教的传播；他见过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为佛教在菲国的传播开启机缘；他曾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畅谈中印文化，也曾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共祈世界和平。
大师的一生堪称传奇，很多别人不敢做、不能做的事，只要他觉得对众生有益，无不全力以赴。他在1988年美国西来寺落成之际，促使“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一次走出亚洲，到美国洛杉矶的西来寺召开第18届会议，并于会议中打破惯例，首度把两岸代表同时请上会议桌，由此渐次开启了两岸日后频繁的良好互动。
大师一生所做都是“为了佛教”，他所提倡、推动的“人间佛教”已然对当代社会人心产生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其影响是深广而久远的。他说，世间再多、再大的问题，除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天灾以外，都是源于人为的因素，突破困境和解决世间的问题，唯有靠人类的自我觉醒。
编选自满义法师的《星云大师的传奇一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