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替佛光山设立“参禅规约”，并且为建设人间佛教规划蓝图。在佛光山，我以“全面照顾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让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为发展蓝图；对社会，从个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区佛化，乃至以服务社会为工作的意义，都加以叙述、阐扬。
在此期间，我为了替人间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传统与现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学提出来，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在戒学方面，我主张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诸佛化世的本源，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见。但是戒律要合乎时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当初佛陀也倡导“小小戒可舍”，现在的宪法都能顺应时代而改革，戒律也应该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发展而融通应变，但是在应世化俗之余，不可过分方便而流于庸俗化，因为戒律必定是维护僧团最重要的法宝。
在定学方面，我认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门。过去在台湾少有禅堂的设立，但现在佛光山在国内外的分别院，每家都设有禅堂和念佛堂。这也说明，佛光山虽然主张“八宗兼弘”，但重在“禅净双修”，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动。
在慧学方面，佛教是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学般若，讲究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讨。遗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视信仰，不太重视阅藏读经，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读书会，目前大概有两千个读书会，至少有数百万人在读书。不过，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学，大概还要看将来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主要是倡导生活的佛教，以促进人际间的和谐，带来社会的公平，达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让所有人都能幸福安乐地生活为目标。所以，人间佛教希望大家讲道德、守信用、明因果、持五戒；唯有发扬人间的美德，散发人性的光辉，才能共创人间的净土。
对于人间佛教的弘扬，我除了著有《人间佛教系列》的各类书籍以外，在《人间佛教的戒定慧》里，更把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一一表露。
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人间佛教要从“人”做起，甚至要从“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别人。为了不把报恩的责任推给阿弥陀佛，我在佛光山成立“功德主会”，把信徒定位为“佛教的老板”，并且订定各种功德主的福利办法，一方面替佛教报恩，同时也让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给他们的福利，让他们都能“往生”佛光净土。
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届花甲之年，跟随我的徒众弟子，出家弟子就有千余人之多，我在退位时曾宣布，我在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但是我跟徒众的师徒关系没有退位。因此想到多少可敬、可爱的父母，他们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随我出家，其中多数都是经过父母培养，受过大专高等教育，至少也是高级中学毕业后，再经过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教育，也算是大学学士了。
虽然我年幼离开故乡、亲人，但在我心底，所有天下年长的男女，都可以做我的父母。为了对所有徒众的父母表示尊敬，举办了“佛光亲属会”，让所有徒众的父母、家人，每年都到佛光山团聚两天，不但父母、子女可以畅叙亲情，也让我有机会跟他们报告子弟出家后的前途希望。所以这时的思想，又转入到应该为人间的“伦理关系”有所建立的阶段。
我有一千多名出家入道的弟子，我那么多的“佛门亲家”，虽然一年只聚会一次，但是大家都为儿女能得到一个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场，感到欢喜、荣耀。有的上台讲演，表达他的欢喜，有的述说当初送子学道的心情。佛光山这许多青年子弟，也不辜负父母的希望，有的在各大学教书；有的从事文化事业，编辑报纸杂志；有的从事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继续各种研究……佛光山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的行政、社教、法务，都是由这一群人担当，所有的父母亲家，也经常在世界各地来去旅行，到处为家。甚至佛光山还优待徒众父母，将来可以随子弟住进佛光山养老机构安养，或者百年之后，归葬佛光山万寿园陵墓。尤其佛光山任何一个子弟的父母，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从一两个子弟之家，到几千人的世界大家庭，其融和安乐，真是难以言说。
《梵网经》说，一切长者男子是我父，一切长者女子是我母，一切年轻男女是我的兄弟姐妹。诚哉斯言。当初我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写到佛陀为逝世的父亲担棺，为报答母亲之恩而亲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甚至为迦旃延的弟子均头沙弥，铺设床位，让他在自己的房中暂住。佛陀对尊师重道、孝养慈亲，以及爱护后学，树立了典范，谁说佛门不重视伦理呢？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意味着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遗世独立，所以我倡导寺院道场为“四众共有”，我倡导各种不同种族要“同体共生”，我鼓励佛光山的儿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时，回俗家省亲祝寿。
世界的秩序，就是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护，就如儒家的《礼运大同篇》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更重要的，要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动文化、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业以外，对于人一生的完成，养老育幼、生老病死的事情，更是特别给予关注。
人的一生，其实只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时候固然要死得无牵无挂，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时候，更要活得无忧无虑，活得平安快乐。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不断、“恐怖分子”猖獗，扰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发挥人性的慈悲、无私，还要讲究缘起性空、六度四摄、因果报应等，这些佛教的教义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无形力量。
我认为世界和平的促进，宗教应该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这是宗教界的责任，也是对现代社会的贡献。
我一生倡导“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于“宗教融和”。为了结合宗教力量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多年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互访、对谈、交流。久远的不谈，就拿近几年来说，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前往梵蒂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誉为“世纪性的宗教对谈”。
一九九八年，我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弘法，同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面，为中国佛教与马来西亚回教史，留下新的一页。
二〇〇一年，我在澳洲与卧龙岗市长Gee Harrison，及英国国教卧龙岗地区的主教Bishop Pipen，针对宗教与文化交流，彼此交换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针对“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我也应邀与天主教的瑞恩神甫，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共同主持“宗教对话”。二〇〇三年，我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om Claudio，针对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宗教对话”。
此外，美国西来寺于一九八八年落成后，二十多年来一直与相距五分钟路程的摩门教会保持友好关系。西来寺每年举办世界和平祈愿法会，邀请各宗教领袖以各自独特的宗教仪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最近我甚至还为北港妈祖宫撰写《妈祖纪念歌》，我认为宗教之间应该要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体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对于宗教之间的往来，我主张：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义各有所宗，应该各自发挥；教徒之间则可以彼此沟通往来。
由于我经常与各宗教之间保持密切的互动，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例如，我与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罗光总主教、丁松筠神甫等，都成为朋友。甚至天主教所办的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台湾辅仁大学、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先后颁赠给我荣誉博士学位等。
其实说来惭愧，由于自己从小基本教育没有打好基础，虽然在佛门里有禅、净、律各宗的参学，称得上资历完整，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来也有一些起伏，崎岖不平，变化莫测，很多难以掌握的事情，也只有随顺因缘所转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时间，虽然也有一些为教为众的理念，但由于自己没有“学有专精”，对佛教纵有些许的贡献，也不值得自我夸耀。尤其过去为了弘扬人间佛教，所写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虽然已如预期，发挥了接引社会人士普遍认识佛教的功能，可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直到七十岁古稀之龄后，我发现自己的佛学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〇〇一年发行《普门学报》，一方面提供学者有发表学术论文的园地，希望进一步提升佛教义理研究，为人间佛教建立思想体系，同时我也亲自为学报撰写论文。
近十年来，我在《普门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性刍议》《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论大小乘佛教融和的开展》《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诠释三皈》《五戒及生权的内容》《六波罗蜜自他两利之评析》《人间佛教的蓝图》《比丘尼僧团的发展》《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佛教与花的因缘》《佛教与自然生态》《佛教丛林语言规范》《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人间佛教的戒定慧》等。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对佛教的学术问题有所留意。不过在此之前数十年，因为出身在临济宗门下，对禅门的思想、语录，我一直喜爱撰文，对净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参加过的佛七不下数百次，也有心得。
另外，过去青少年时期，在佛教学院所受的课程，大都是唯识学的经论，现在也不禁在心头慢慢明亮起来。虽然我的心中还是喜欢般若空性、缘起中道，不过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总是为各种众生所喜爱，所以我对于佛学的基本信念，并不喜欢分宗立派，分别你我，造成宗派之间的相互对立。
因此，我认为佛学是一大总相法门，佛教虽然“方便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就等于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虽然遥远，只要我们树立生命的指针，假以时日，必定都能同证佛道，圆满菩提，这才是人生道路的终究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