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我时年二十一岁，应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觉寺边上一间国民小学担任校长。说来惭愧，我一生不但从未进过小学，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承蒙宜兴教育局委任我当校长，大概因为乡村人才难找，他们听说我从南京回来，以为我必然见过世面，学有专长。其实我毫无经验，不过为了振兴佛教，在我的生涯规划里，早就希望为佛教开办一间农场，兴设一所国民义务学校。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这个机会，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时我也相信“做中学”，自觉能力应该可以胜任。
可惜，当时国共战争又起，经常在学校里上课，听到“砰”一声枪响，知道附近又枪杀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经常听到狗吠，都让人胆战心惊。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部队毫无军纪，我不知道是哪个营队，只要他们从寺里经过，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飞，其他能顺手带走的东西，也都被那些穷苦的军人搜刮一空。
终于有一天，记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里被人叫醒，睁开双眼一看，几十个武装军士用长枪短枪对着我，喝令道：“不要动！”我当时并不害怕，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军队。正当我还在纳闷时，不由分说地已被五花大绑，强带着跟他们在黑夜里穿过田野，越过荒原。大约一小时后，我被带到一所空屋，里面早已捆绑了数十人。我一到达，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样子，大吼一声：“把他吊起来！”所谓吊起来，就是用绳子扣着两手的大拇指，悬空垂挂在那里。
我当时一听，心想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随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边耳语两句，他马上说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绑在一旁。于是我就待在这间空屋子里，看到今天枪毙两个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带出去，不多久就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了回来。
这时候我想到佛教说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就这样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绳索捆绑着带出空屋，也不知道将会被带往何处。只见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家如临大敌一般。我心想，这必定是要把我绑赴刑场，应该是要被枪决了。
一个人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心里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这种经历。当时我并不畏惧，只是感到万分遗憾，心想：我才二十二岁，到这个世间上来，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这样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师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枪决了，母亲也不知道，她的这个儿子只能活到二十二岁！人生真像水泡一样，“啵”一声，水泡破灭了，世间一切又归于平静。
这样想着想着，已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只见里面放着各种刑具，包括老虎凳、铁钳子、铁链、三角带、狼牙棒、木棍等。我以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没有在刑场上被枪毙，也是活罪难逃，最后也会跟其他难友一样，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当场释放了我。我记得当天由师兄带我回寺，途中所经的道路虽然屈曲，但还算平坦，可是我的双脚却不听使唤，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样地回到寺中。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只是经过十多天的关闭，两只脚已经不善于步行了。
我在宜兴的那段岁月，被关了十多天的土牢，竟连对方是什么党、什么部队都没有搞清楚。这时我思忖着，虽然又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但是当地的治安如此恶化，实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别师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华藏寺监院，再任住持。但因时局实在动**，尤其徐蚌会战，国民党失败，南京已经陷入一片纷乱。在京沪的路途上，逃亡的难民之多，大家争先恐后地抢搭交通工具，有的抱着火车头，有的人盘踞在火车上，一脚在车内，一脚在车外。路边的死尸随处可见。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发愿集合同道，希望组织“僧侣救护队”，救伤恤亡。
然而，“僧侣救护队”岂是民间之力所能组成？只有寄望公家机关能够成全。那时我指望“僧侣救护队”能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唯一可去的，就是台湾。所以在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领导了七十余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达了事前茫无所知的台湾。只是从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行走在“生死边缘”的险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来到台湾，但是没有入台证，幸经前“内政部长”吴伯雄先生的尊翁，时任“警民协会”会长的吴鸿麟老先生出面为我作保，我才得以获准留台。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听信广播，说大陆派遣五百位僧侣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因此我和来自大陆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红皂白被分别关在台北、桃园等地。
其中，慈航法师被关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师等一行十余人，被关进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有一天，忽然传来命令，将我们绑起来拉去游街。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一所警察局，里面一人见状，大骂一声：“谁叫你们把这些和尚带来的，赶快带回去！”于是我们又被带回仓库，就此在里面住了二十三天。
最后幸经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曾任“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先生的父亲吴经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员”董正之先生、“监察委员”丁俊生先生等人营救，才把我们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民只要一经逮捕，很少能活着出去的。即使侥幸获释，也已遭刑求而伤筋断骨，体无完肤了。我们虽然没有死于冤屈，也没有受到刑罚，但从此难获台湾各地寺院的信赖，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大陆的僧青年。不少人到处挂单遭拒，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许多有为的僧青年就这样流失了，殊为可惜。
其实也难怪，因为当时距离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为时不久，我们在台湾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误解。事实上，“二二八”的悲剧，是民族的不幸，当时台湾人民死伤很多，但是大陆人士伤亡也不在少数。今日评论“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视大陆人民死难的事实，坦白说也并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我非常感谢慈航法师喊出“抢救僧宝”的口号，以及妙果老和尚对我的厚爱，特别留我在圆光寺安单。我也感恩图报，尽力为寺中的大众服务。只是我在台湾，还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请到台中编《觉群周报》，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上海发行的一份刊物。我从中坜到台中，只编了一期，听说警察要逮捕我，吓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后，台湾的“警备总部”经常有人密告我，有时说我偷听大陆广播，有时说我晚间换装出外和人聚会。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使用过收音机，哪里会收听广播？我平时除了讲经说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习惯于在世俗的场合里聚会。甚至佛光山开山以后，也有人检举我藏有两百支长枪。事实上佛光山至今两百支棍棒都没有，哪里有两百支长枪呢？
曾经有一次，我在宜兰欢迎章嘉活佛到访，致辞时我说：“欢迎我们的领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员竟然说我要造反，要拥护章嘉活佛当领袖。根据台湾南区“警备总部”常持琇司令说，我遭人检举的密函，在他那里少说有一二尺高，可见我被人诬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说我走在“生死边缘”上，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归来。
虽然我自身的安危难保，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先生，服务于电力公司，被冤屈为“匪谍”，我为了保证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后来陈秀平先生帮我在台北创建智光中学，并且担任校长。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诬指为“匪谍”，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有时一问就是一整夜，有时半天，甚至一连几天地疲劳审讯，并且还限制她的居住自由，最后也在我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获得昭雪。
我初到台湾那几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挂单在圆光寺时，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然后拉着手拉车到中坜镇上，六时抵达市场，唤醒卖菜的小贩，为寺中八十人备办生活所需的油盐米菜等，来回总得五六小时。
为了争取时间，我也学会骑脚踏车，有时购买的东西不多，我就骑脚踏车就近到“大仑”的小街上购买。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并不纯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样，我骑着脚踏车准备上街。当车行在羊肠小道上，忽然看到远远的前方，有两位幼童迎面走来，我一急，大喊一声：“让开！”由于喊的声音力道太大，人车倏地腾空弹了起来，然后掉进大约有三层楼高的深沟里。
由于我掉下去的时候，头先着地，而且结结实实地撞上一块大石头，所以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心想：这下子我必死无疑！
不知经过多久，我坐了起来，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后的世界，怎么也和人间差不多！你看，黄土地上，石子累累；沟渠岸边，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远的地方，已经摔得支离破碎的脚踏车，轮胎、零件散落一地。这时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发现原来我并没死，还活在人间。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点伤痕也没有，连头上撞击的地方，也是毫发无伤，甚至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没有摔死，我不禁兴奋地一跃而起，不过还是舍不得我的脚踏车，于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再拿出车后的绳索加以捆绑。我想把它当成废铁出售，至少也能卖个三两块钱，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平时都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我被脚踏车所骑；人骑车，车骑人，偶尔转换一下立场，倒也公平。”
这一次从“死亡边缘”回来，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样，侥幸自己又捡回一命，所以我在圆光寺居住一年有余，每天为常住拉车购物，扫除四周落叶，供应六百桶井水。劳动之余，偶尔抽空写些短文，投稿给台北的报章杂志，一经获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费，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励。
在这个时期里，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个妄念，认为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痨”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萦绕，身心饱受煎熬。原因是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说，一个人如果过度辛苦劳累，营养不足时，很容易罹患肺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