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接到慈惠、慈容她们受训即将毕业的消息，因此就想幼儿园的工程非要加快不可。这一天我到工地巡视，看到工人在慢慢装潢、修饰，但四周墙壁都没有粉刷。我上前告诉工人：“你们要赶快把墙壁粉刷一下。”
正当我说此话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出现，她大声说：“不可以，我家侄儿松年说，没有钱再买石灰粉刷墙壁了。”我一听，这也是事实，没有钱，怎么能粉刷呢？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过几天，我又去查看工程，看到工人在刷墙。我说：“不能刷呀，没有钱啊！”那位老太太又出现了，她说：“我家侄儿松年说，还是要刷一下比较好看。”
当时我只觉得羞辱、惭愧，我在这里创建幼儿园，你在那里跟我左一句你家松年说，右一句你家松年说；一下子不刷，一下子又要刷，那我算什么呢？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发作，想想算了，做了就好，即使是屈辱，既然来了，也要忍气吞声。
过了几天，我想筹设董事会，准备向政府申请幼儿园备案。这时大家七嘴八舌，说要请社会上的什么名人士绅来担任幼儿园董事，我一概都接受。到了会议这一天，来了十几个人，一位在宜兰高中教书的程郁尊先生负责记录。会议开始，我上台感谢大家出席，就说：“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的董事，但现在我们要选出一位董事长。”
当时我心里在想，我虽然年轻，没有学历、经历，但幼儿园是我倡议创办的，我应该是当然的董事长。但是有一个人忽然冒出来说：“董事长就请张振茂先生来担任。”
张先生是一位宜兰市公所退休的老人，我一听要请他担任董事长，马上想到，现在幼儿园急于要立案，以便赶在青年回来前开学，由他担任董事长，他能达成这个要求吗？但是既然有人提名他，我就说：“张先生，你已被选为董事长，请你上台主持会议。”
当张先生慢慢走上讲台，此时在台下记录的程先生忽然站起来，把笔往地上一掼，愤怒退席，边走，口中还骂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当时本省的人很多，大家也听不懂他的话。这时刚才提名张先生的郭居士问我：“他说什么呀？”我说：“他说不高兴参加。”又再追问：“为什么呢？”旁边的人就告诉他：“他不高兴由张先生担任董事长，认为应该让法师担任。”郭居士说：“法师任园长就好了！”
后来他们又经过一番讨论，这位郭居士只好自认错误，对张先生说：“你下台吧，董事长还是请法师担任。”然后对着我说，“法师，请你上台。”这一刻，从台下到台上，虽然只有几步路，但是我感觉比现在的海峡两岸还要遥远，实在没有面子，也没有勇气再回到讲台上。只是想到，如果我不上去，董事会没有开成，也就不能完成幼儿园的立案，那么势必延迟开学……
想到这里，我挣扎着告诉自己，只这几步路都不能忍吗？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只要我走过去了，幼儿园的设立就能成功。于是我重新上台，主持会议，终于顺利成立董事会，同时也结束了这场闹剧。这件事之后，我觉得至少给自己增加了十年的修行。
第二，一九六五年的某天，我接到越南佛教会的通知，要我参加“世界佛教服务社会大会”。之后又接到“中国佛教会”的通知，要我到台北参加“会前会”。我随即买了夜间的火车票，第二天到达台北，直接就到“中国佛教会”开会。
到了会场，我找个位置坐定后，会议准时开始。理事长白圣法师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也想去吗？你去，我就不去。”
我一听，即刻就说：“这个团需要老法师领导，老法师要去，我可以不去。”
白圣法师马上说：“不去，那就请你退席吧！”
我愣了一下，但随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从容、温和地退出会场。
当我走出会场，“立法委员”莫淡云女士从后面追了出来，问我：“你就这样回去吗？”
我回答说：“我不回去，做什么呢？”
于是我又买了一张车票，赶回高雄，已经是黄昏用晚餐的时候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忍受的场面，尤其我自许是个热血青年，有革新佛教的理想，在顽固的恶势力之前，我是不会低头的。但是因为当天有不少社会贤达与会，我不希望把佛教的“家丑”外扬，所以只有忍下来。我告诉自己：为了佛教，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发生这些事情，每次事后我都感觉，自己的修行又增加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所以后来我说：一个人能忍受多少屈辱，就能有多少成就！我认为，假如要论苦行，要论修行，并不是禅净礼拜而已，应该在生活里实践六度万行，奉行度众的四摄法，学习四大菩萨的悲智愿行，那么我们才能在人间推行佛教，人间佛教的净土才能实现。
自此以后，我在推动人间佛教的生活中，一直警告自己，要“把人做好”，要“自觉行佛”。苦行只是自己的密行，不足以向人炫耀，应该从行为上改变自己。要让自己的行住坐卧、食衣住行、语默动静都有佛法。例如，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你大我小、你有我无、学习吃亏、认错改过、明理感恩、尊重包容，乃至待人好、不计较、不比较、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都能契合佛法，那才是修行。
常有人问我，你创建佛光山，以及全世界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甚至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以及美术馆、电视台、报纸等佛教事业，你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多事业，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储钱的习惯，也没有拥有金钱。佛光山的信徒几乎没有人看到过我上街买东西，佛光山的信徒也没有人看我上他们家去喝茶、串门子，佛光山的信徒更没有人听到我向他们化缘。我自己一向奉行“以无为有”，从“无”里面创建一切。但是佛光山承受外面打击最严重的，大概就是说“星云大师很有钱”！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是：“星云庸碌无能，没有奇异的本领。”但我自许有一个特长，是别人所不及的，那就是所有的金钱，我一概不要。
近二十年来，偶尔有信徒给我红包，我都叫侍者全部退还给他们。因为我又不买东西，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常住有饭给我吃，有车给我坐，我还要储钱做什么呢？尤其在饮食上，我曾有过对面食的嗜好，但现在已经减退，也是可有可无了。我从小就在丛林里苦修、苦学，过惯了节衣缩食的生活，所以现在佛光山的两菜一汤，对我而言，已经是非常美好，非常满足了。
我一生没有学过建筑，但会建房子；我没有学过书法，但会写毛笔字；我没有学过文学，但会写文章；我没有受过骈文、韵文的写作训练，但会作词写歌；我不懂外文，但时常与国际人士接触往来。因此，承蒙有些人夸赞我很聪明。
所谓聪明，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我真的有一点聪明的话，我想都是从“为人服务”的苦行中修来的。
当初我创建佛光山，并没有建筑师，都是我与建筑工人蹲在地上，拿着树枝在地上比画，这里要多长，那里要多宽、多高，就这样一栋一栋建了起来。但是，佛光山尽管建了很多客房，经常还是不够给来山的信徒大众挂单。有时候大活动期间，有些法师如煮云法师等人上山，我都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自己睡在人走不到的阳台上。我就想到，朱元璋在当沙弥的时候，有一次皇觉寺的大门已关，他只有睡在外面。他说：“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
佛光山的长老执事，偶尔会说：“师父，我们到滴水坊喝茶！”说好了是他们请客，但实际上都是我付钱。虽然他们也抢着要结账，不过我都说：“师父与徒弟在一起，没有徒弟付钱的道理。”
我自认自己是一个自律很高、用心很细的人。到现在我荷包里经常几个月一文不名。也知道没有金钱的苦处，可是早已养成的习惯，就是这种性格。不过事实上，因为我没有钱，因为我不要钱，所以才能“以无为有”，才能“不要而有”。因为如果有钱，人都有贪心，就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因为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我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钱用了，才是钱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修行不在着意于某一种法门，更重要的是，要能培养出一颗笃定踏实的向道之心，以及发起“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提心。修行不是片面的个人解脱，而是全方位的弘法与利生；生活的苦行也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一生的修持。能够懂得“苦行”的意义，那才是“行佛”的宗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