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赶火车的时候，我想到大家都还没吃晚餐。因此买完车票，我又急忙买了面包，带到车上分给大家，刚好一人一个。
青年们问我：“师父，您呢？”我说：“我刚才吃过了！”事实上，面包就是少了我的一个。
在佛教里有“过午不食”，一餐不吃不要紧，不过那是原始佛教，教徒生活单纯，晚上早早就入睡，工作也有限度。但我那时年轻，工作忙碌，每天所消耗的体力很多，晚上不吃饭，事实上是不容易度过的。所以我经常饿得发抖、流汗、心悸，不过忍耐一下，也就过去了。
那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回到宜兰，已经午夜十二点。青年们各自回家，我回到雷音寺，寺中几位老人家都已熟睡，我不敢进入厨房，只有非常知趣地在**打坐。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但是半夜里，我几度因为饥饿醒来，之后又因疲倦而沉沉睡去。
我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到宜兰，将近一个甲子的岁月，至今我的户口一直留在宜兰。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宜兰县、宜兰市同时颁发给我荣誉县、市民证书，总算我在宜兰五十多年的岁月，没有白住。
不过，我在宜兰这么多年，经常远赴各地讲经弘法，对于三餐饮食，我经常是饱饱饿饿，多一餐、少一餐是常有的事。像我这样不懂得怜惜自己的色身，也难怪糖尿病会找到我的身上来。
六
在宜兰弘法期间，我也经常到台北编辑杂志。从《人生》杂志、《今日佛教》到《觉世旬刊》，前后有数十年的时间。每次从宜兰出发，要经过二十一个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车乘坐下来，鼻孔里经常都是黑黑的炭灰。有心的信徒也体谅我，便结合全省信徒的力量，在台北郊区买了一间小型精舍，作为我的栖身之所。
由于我经常不住在精舍，有一位赵老太太和一位中年比丘尼达德师，愿意替我看守房舍，平时也在厨房里帮忙烧煮。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达德师突然不停地狂吼喊叫，甚至用脚踢床，因为她病痛难忍。我一见这种情形，也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旁的赵老太太跟我说：“应该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治疗！”
于是我急忙将她送到铁路医院。但医院不肯接受，我马上又将她转送到台大医院。这时台大医院的急诊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挂了号，办理好住院手续后，有一位实习医师跟我说：“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开刀，必须等到明天检查过后，才能决定该怎么处理。”接着他说，“你把病人留在急诊室，我们会照顾的，你先回去吧！”
这时候回北投，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可以搭乘，于是我就近到三重埔，过去三重文化服务处的办公室，权且住了一晚。临睡时，我感到肚子很饿，而且忽然心跳加速、冒汗、头晕，只得起来找东西吃。
由于文化服务处平时无人居住，当然也没有存粮，而那时已是深夜三四点，别说我平时就没有购物的习惯，即使想买，已经是深夜，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得到东西。我只得在橱柜里东翻西找，突然看到一包渔人牌的麦片，赶快把它打开来，用开水冲泡，然后一连喝了好几大碗。
奇怪！怎么一直吃都不觉得饱？自己忽然也害怕起来！心想：我的肚子又不是无底深坑，怎么能一下子吃得了那么多麦片，又喝了那么多碗水呢？
后来我发现，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即使吃了很多东西，由于养分还没有输送到血液里，无法供给细胞所需，所以仍然会感到饥饿。因为我一直觉得肚子饿，很想吃，但又不敢吃，怕吃出毛病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再冒汗，手脚也不颤抖了，自己就困坐在那里。
从极度饥饿到极度疲倦，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人在极度饥饿时，感觉就跟忍受病痛折腾一样，都是痛苦的经验。由于自己曾有这样的体会，因此若问：糖尿病是怎么引起的？以我的经验，饥饿应该是最大的元凶。
七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早期由于生活艰难，后来则因弘法忙碌，或因出门在外，饮食不便，因此日子经常是在饥饿、半饥饿中度过的。但最严重的一次饥饿，却成为我创建普门寺的因缘。
话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编《人生》杂志时，有一天，发行人东初法师跟我说，希望当月的《人生》杂志能提早出刊。
我应允以后，就在印刷厂赶工加班。那时候的印刷厂，对于一些定期刊物，各家的印刷日期早已排定，本来是不容易更改的，但我设定一定要在某一天出刊。一位李姓经理承诺后，我从送稿、校稿，到最后三校当天，一早从善导寺走路到位于万华大理街的印刷厂。那时我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因为即使一块钱也不容易拥有，走路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印刷厂校稿时，中午时分，李经理说：“星云法师，下班吃饭了！”我看他们的员工都在吃便当，心想：自己哪有福气吃便当？即便想要买个面包，也没有钱！
好不容易校完稿，一直等到晚间，杂志终于出炉了。我拿了二百本要送给东初法师，从大理街走路到万华，大约半小时。从万华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往新北投，下了火车已将近十点。这时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把长衫脱下来包裹杂志，以免被雨淋湿。
我扛着二百本《人生》杂志，从新北投走路到上北投的法藏寺。前面的一段平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钟，然后再爬四百个坡坎。当我到达法藏寺时，已经是晚间十点多钟了。
见到东初老法师，我把杂志送给他。他看过之后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很负责！”听了这句鼓励的话，我也很欢喜。这时他跟我说：“你不要走了，今天就住在法藏寺吧！”
我想：回台北横竖也没地方住，因此就随缘答应住了下来。他叫寺中的人帮我送单。
那时候外省人，特别是像我们年轻的外省人，在台湾居住，尤其在女众寺院，不容易受人尊重、信赖。他送我进入室内，就从外面把门反锁，我也不以为怪。但是隔天天亮之后，七八点了，都不见有人来开门，我也不敢随便叫人。一直到了九点，才有人来把门打开，他连声向我道歉，说是忘记了！
我出了房门，准备下山，就去向老法师告假。他说：“今天中午我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吧！”
东初法师是我在焦山佛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常住的监院，现在是我的长辈，对他吩咐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再说，请客，帮忙排桌椅、摆碗筷，也是我擅长的工作，是我多年行单工作累积下来的专长。
可是哪里知道，台北的客人很难请，一直等到下午一点才姗姗来了十个人左右。我心想：两桌可以坐二十个人，老法师陪一桌，我也可以陪另外一桌的几个人吃饭。
我自信满满，自以为想的不会错。但是到了入席时，我让客人先坐，自己等着老法师吩咐。岂知东初法师说：你这个孩子（其实当时我应该有三十岁了），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
我一听，哦！原来请吃饭，我是没有份的，只能到厨房去吃饭！想想，也真窝囊。在大陆，至少我也当过校长、住持；在台湾，也曾编过杂志，担任过教务主任，也是宜兰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现在却只能到厨房去吃饭，真是可怜。
当我走到厨房时，里面好热闹，大家正忙着做斋菜。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里面一个人也不认识，要我跟他们说“我要吃饭”，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我就从边门悄悄下山了。
印象中，我当天的中饭、早餐都没吃，前一天的晚餐、中饭也是粒米未进，一直都在忙着杂志，忙着要请客。到了此刻，全身已经虚脱无力了，身体摇摇晃晃。下山时踩着四百多个台阶，就像踩在云端里，感觉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山的。不过我生性没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将来我有能力建寺时，我要给人吃饭！
现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分、别院道场。其实说来惭愧，最早建设分、别院，我也不是有什么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饭。
当初从高雄到台北，从台北回宜兰，车程十几小时，中途肚子饿，要有地方吃饭，因此最初在彰化建福山寺，就是为了中途能有饭吃。后来在台北建普门寺，想到台北吃饭更难，素菜馆也不是人人能到的，所以我建普门寺，意谓“普门大开”，想要吃饭的人，都欢迎大家进来。
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诉普门寺的住持、当家，凡是来吃饭的人，不问姓名，只要他肯吃我们的素菜，就是在成就、圆满我们的心愿，我们都应该对他心存感谢。
今日佛光山的发展，或许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缘，但是“给人吃饭”，应该是众多因缘中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现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在法藏寺的这一段饥饿往事，应该是我多次饥饿经历中，比较严重的一次。因为当时如果不是三宝加披，只要我不小心一脚踩空，坠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吗？
其实，人在世间，都是受着业力的牵引，都是受着因缘的安排。我觉得饥饿是难堪的，但佛祖也不会误人，一切的一切，应该都有佛缘在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