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们都是我学生会的学生，后来每周到监狱义务弘法，三十年从未间断。现在林清志是宜兰大学的教授。张肇居士也是学生会的学员，高中教职退休后，现在发心在佛光大学照顾园艺，其夫人张黄素贞在佛光学舍负责典座。
二〇〇六年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届满三十周年，宜兰歌咏队特地在讲座中高歌一曲，后来又在高雄演出一场。现在这些队员们都已是白发皤皤，年近七十高龄了。想当初他们是一群可爱的青年，跟随我的弘法脚步，真是南征北讨，上山下海，走遍乡村广场，到处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每回到乡村广场布教，由于我们有幻灯机，录音机，有歌声，有讲座，所以内容精彩丰富。每场都受到乡民的热烈欢迎。
这许多青年随着我弘法，每次在我讲演开始前，都会拿着锣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传，说明今晚在哪里弘法；或者乘坐三轮车，车上绑个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里广播。
当时的广播词：“咱们的佛教来了！”让我听了很受感动。因为在那时，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强而有力的排挤、压迫。所幸当时有慈航法师的肉身不坏，有詹煜斋成立大专佛学社团的奖学金，以及曾任孙中山先生军需处处长的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湾印经处；乃至李炳南、许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办有莲社及编辑佛教杂志等，总算让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间。
尤其，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和国民党元老李子宽居士，以旧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买下善导寺，作为台北市佛教会的中心。台湾佛教于是有了些许的活动。后来“中国佛教会”与“内政部”交涉，每年轮流在一间寺院传授三坛大戒，佛教就这样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开来。再加上我们宜兰佛教的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到台北录影，灌制唱片，或在电台制作广播节目，乃至随喜随缘地在乡村弘法布教等。佛教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会。
我最初在台湾弘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挫折不断。记得当年宜兰青年郑秀雄先生在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读书，要我前去主持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是当天郑秀雄跑到车站，跟我说：“师父，对不起，讲座的海报贴出以后，学校下令取消了。”
由于这次事件，引发之后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学校讲演。但是尽管如此，我仍想办法解决困难。我邀请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大师，到台湾各大学讲演，甚至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大学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日本的东洋和尚，总该可以了吧！
在我弘法的过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应该要算与警察捉迷藏了。举个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龙潭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听我讲说，忽然身边有个声音传来：“下来，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讲演正在进行中，台下那么多听众，我怎么能下去呢？但是警察执行公务，也不能违抗。于是我请慈容法师上台带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讲话。
我下去之后，问他：“你要我下来做什么？”
他说：“立刻解散，停止讲演。”
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正在僵持时，我说：“你让我上去讲，只要我讲完，自然就会解散，不会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当我讲完之后，大家当然也就自然解散，总算相安无事，圆满结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莲弘法。事前三轮车出去广播，说明今晚七点半，某人在某某广场弘法……
警察得到讯息后，即刻到处找我。我也知道没有办法躲避，只有单枪匹马走进警察局。警察见了我，质问道：“谁叫你宣传，要在花莲集众弘法的？”
我当即说：“我在台北每天都集众弘法，花莲又不是什么化外之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他听我说是“台北来的”，那个时候所谓“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从台北来，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会无端生事，或者得罪什么人物，因此自己制造台阶下，就说：“你要把秩序维持好！”
我只有诺诺应命，当然也就得以顺利在花莲弘法了。
还有一次，我在宜兰念佛会的讲堂播放日本幻灯影片。这件事在当局看来，也是大逆不道。于是有个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关闭我的讲堂。我知道他是吓唬我的，只要跟他说几句好话，也就没事了。但是过了没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来跟我借讲堂，当做考试的考场。我拒不出借。之后警察局局长亲自登门商借，我满口答应，并且告诉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为你们有一位警察，一再干扰道场集会。
第二天，这位警察就被调到太平山去了。后来，他回来见到我，说我太厉害了。我想想也是的，为了弘法，需要如此与公务人员为难。不过在我初到宜兰时，他经常在旁边监视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报告，应该也是为数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创建寿山寺，五层楼的寺院才刚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筑超高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时军令如山，一般民间都不敢申诉反驳，即使“市政府”也没有办法抵挡。因为军事第一，凡是军事需要的，民间都得让步。
乍听刚建好的寿山寺，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这固然是法运不济，自己也太没有福德因缘，太没有面子了。
正当信徒们焦急、求助无门时，我拿了身份证，直闯要塞司令部。我在门口登记后，进到里面就问：“是谁下令要拆除寿山寺的？”
一位上校军官站了起来，说：“是我！”
我当时很冷静地跟他说：“你要拆除寿山寺，我是一个出家人，这个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别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要知道，寿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于拆他们的房子。不但会引发民怨，尤其万一事情喧腾开来，被记者照一张相片登在报纸上，只怕国际舆论会认为台湾对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说，前不久越南‘总统’吴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于他烧毁佛教教旗，导致民怨沸腾。我不忍见到那种后果，所以来给你表示意见。”
上校一听，十分惊慌，马上问我：“那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只要发个公文给‘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没事了吗？”
他即刻回答：“我照办！”
漫天的风云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其实，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温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讲演，他们把神明都抬出来迎接，甚至连“肃静”、“回避”的牌子也出动了。我到溪州弘法，当时台糖总公司设在溪州，台糖的高级专员特地用火车，专车把我从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莲富里弘法时，当地是一个小乡村，过去从来没有人到此传播佛法，但当地人们很热情，特地装了一个大喇叭，到火车站前唱着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叶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们以我作词的歌曲来迎接我，让我不禁深受感动。
那时候我到处弘法，有时坐牛车，有时坐矿场的“轻便车”，有时坐台糖的小火车。甚至“国防部”曾经邀请我到三军官校弘法，承蒙他们礼遇，让我搭乘各种军车、军机、军舰等交通工具。当然，在中国香港、泰国、美国，也都坐过直升机、汽艇、渡轮等。
近二十年来，我在岛内外弘法，可以说都非常顺利，尤其许多大学纷纷邀请我前去讲演。例如，我在台湾的“清华”、“中央大学”作过演说，在台湾大学主持过“世界青年论坛”，除了在成功、中兴等公、私立大学讲演以外，甚至应聘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所长，并在东海大学哲学系做过六年的客座教授。
岛外大学部分，如美国柏克莱、西雅图、加州、康奈尔、哈佛、耶鲁大学等，都曾留下弘法记录。乃至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澳洲的邦德大学，中国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甚至欧洲的瑞典、瑞士、英国等多所大学，都曾前往结缘。不过，近年来由于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我感觉时间实在不够用，所以在各地学校乃至监狱的弘法，也就慢慢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