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人，都是高雄的高级政治人物，拥有各自的群众，一再的纷争，实在非高雄之福。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这两位政坛的一男一女，甚至到神庙前斩鸡头、发毒誓，信誓旦旦地说要让高雄市民来评鉴谁是谁非。这样子的斗争持续约有半年之久。当时，高雄市的国民党市党部主委许引经先生便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忙协调。
许引经主委是江苏泰兴人，一九二六年出生。他对我说，高雄市这样一雄一雌的诉讼，对社会风气会有不良的影响，虽然也经过很多的人调解，但目前看起来，双方的执着势难罢休，希望我能出面，看看是否可以融和化解。
我想到，王玉云先生从他做议员、议长到市长，和我们就常有来往；而赵绣娃，应该在她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在佛光山的怀恩堂皈依了。在那时候，佛光山所有的佛殿都没有完成，只是暂借怀恩堂举办皈依典礼，皈依的信徒中就有赵绣娃其人，而我们在高雄寿山寺举办的法会活动，赵绣娃也都经常前来参加。
这样一个美丽活泼的小姐，她对政治的热衷不下于她的父亲赵善标先生，而且竟然在高雄一选成功，可见当时的社会大众对于年老的政客也有诸多的不满，所以赵绣娃能以清新的年轻人面貌，获得广大的群众支持。这就透露出大家希望现实的政治，能有焕然一新的局面。
我也了解到，其实王玉云和赵绣娃两人的诉讼，只是意气之争，可以说都是因为一些误会产生，或者是相互的批评，甚至是给选民的舆论鼓噪、新闻媒体的过多炒作引起的仇恨，就越结越深了。
基本上，要劝说这两位政治人物，我也没有把握，我只能给予他们一点晓谕：所谓二虎之争，最后必有一伤，甚至双方皆有损伤。其实，彼此也不是有什么恩怨情仇，政治是一时的，人生平和的生活才是永久的。斗争，只会造成相互损失，假如能放下计较、执着，是何等的轻松自在。
由于国民党党部主委许引经已经告诉王玉云，高雄市的政局要安定不要斗争，等到我再跟他说明的时候，王玉云已有意放弃执着。而赵绣娃小姐，在我跟她说了以后，她满口地说：“既然师父您出来开示，我完全听您的吩咐。”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有了这样的因缘关系，我就邀约他们两人准备做正式的调停和解。因为法院的诉讼案第二天要开庭了，我必须要在他们出庭的前一天解决问题。
那一天，正逢我们在寿山寺举行浴佛法会，因为这是佛教的大事，我不能脱身；而王玉云先生大概也忙于拜会各个佛寺、宫庙的佛诞节法会和各处的妇女会，电话都不容易接通，一直等到下午四五点，才相约在佛光山朝山会馆光明十二号的客厅见面。
在这之前，事先我都已经替他们写好了和解书，并且给他们双方看过，得到彼此的相互承认。我想最重要的是，和解书中不去触动他们的问题，判定谁是谁非，只要让大家都能有尊严的台阶可下，所谓的争讼就容易平息。在这同时，他们也在撤销诉讼书上签字了。
当天，我就这样牺牲了一顿晚餐，解决了这一件重大的纷争。那时候台湾的三大报系《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都纷相刊载这条重要新闻。所以，后来在高雄地方上的排难解纷，就知道有我的一份了。
除了在南台湾之外，在一九九四年，台北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观音不要走”事件。
这尊引发佛教徒挺身护教的七号公园（今大安森林公园）观音圣像，大概两尺多高，连基座总高近三百公分，是国际知名艺术家杨英风先生的雕塑作品。在一九八五年由大雄精舍创办人邱慧君居士发起恭立，当时土地所有权人板桥林家的后代林宗贤先生，允诺无条件提供土地供奉。于是，观音就在公园里的一个角落，从此安座下来，与对面的大雄精舍相互辉映。周围并有柳树、绿地，成为台北市民一个可以围绕、跑香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早在一九九二年，台北市政府征收土地计划辟建公园时，大雄精舍住持明光法师便代表民众向市府陈情，希望能保留此一观音圣像。经市长黄大洲的裁示，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发文给明光法师，明确指出：“有关本案大安七号公园用地内的观世音像乙尊，经查系名雕塑家杨英风教授作品，经本府深入研析结果，为维护艺术、文化气息，在捐给本府维护管理原则下，准予保留……”
这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大安公园附近的基督教灵粮堂，里面的牧师看不习惯，便上书市政府，要求清除大安公园的观音像。最初，市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但最后经不起灵粮堂的催促、抗争，市政府便有意要把观音像迁移到淡水关渡去。这时候，明光法师才真正着急起来，与昭慧法师以及有“小霸王”之称的“立委”林正杰，发起“观音不要走”运动。
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观音不要走”事件，最后由我出面与市议员、市政府协调达到共识，观音终于留下来了。右为台北市长黄大洲（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实际上，观音像要迁移这件事，在市政府里面已经有了腹案，这时候再发动“观音不要走”，情势并不是那么有利。尤其佛教的护法并不多，因此明光法师、昭慧法师他们非常着急，三番两次到台北道场求助于我，希望我能出面协助，寻求解决的办法。
当时，我也感到为难，因为我和政界从未攀亲叙旧，像这样的事情，都要有人力才能处理，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你在当朝没有力量，讲话就不算数了。
经过多次的协调，甚至昭慧法师他们在观音像周围挂起布条，诉求“观音不要走”，并且发动信徒到那里日夜静坐称念观音圣号，祈求观音自己能发挥威力，从“观音不要走”到“观音不肯走”。到最后，看到政府无动于衷，灵粮堂也不肯让步，演变成昭慧法师他们就地绝食抗议。
我为了此事，特地到灵粮堂找一位林牧师谈判，希望取得双方的和解。我表示，这尊观音像已经供在那里很久了，既不妨碍景观，也不妨碍交通，又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家杨英风的作品，让他在公园里，倍增公园美丽和平的气氛。但是那时候，林牧师志在必胜，不肯让步。他说，他们的信徒认为，公园是一个公共的地方，不可以让某一个宗教有一己的宗教色彩。双方僵持不下，但仍然没有人出面处理。
不得已，我请台北市议员江硕平协助，由他邀约基督教周联华牧师，一同和台北市黄大洲市长在市政府里会议。那一天，黄市长因公务非常忙碌，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协调会议才开始。
我开宗明义告诉市长，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佛教信徒的气愤，他们认为，市政府已应允在先，现在又要观音离开大安公园，实在欺人太甚。明天他们将发动全省各地三百部游览车的人员，从南部北上，到台北来静坐抗议，诉求“观音不要走”。
黄市长一听，吓了一跳，他说：“这还得了，假如这三百部游览车上来台北，台北交通要瘫痪了。”确实，因为那时候，台北正在进行捷运地下化工程，又有市民大道的建设，可谓交通黑暗期。那时候的台北市，连一二十部的游览车都没地方停放，哪里能再容纳从外县市来的这三百部游览车呢？
黄市长深知事关重要，反过来要求在座的佛光会秘书长慈容法师说：“你们的游览车万万不能上来，关于观音像，我们再从长计议。”
就这样，一场谈判直到十二点多才结束，三方达成共识：观音可以留下来。我们即刻赶到大安公园，把这个喜讯告诉在场静坐的许多法师和居士们约百余人。大家听了欢喜雀跃，许多人流下感动的眼泪。而此时，已经是午夜两点多钟了。
后来，台北市政府正式发文，承认这尊观音为艺术品，将永远保留在大安公园里。此事至此，终于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
仁爱救济院门前的石碑
其实，这件事情所以能获得急转直下的解决，主要的要感谢昭慧法师以及佛光会的会员。那时候，在一九九一年成立的佛光会，到一九九四年，在全台湾已经成长为拥有四百多个分会，以及百万名以上的会员团体。如果让佛光会的这许多会员们都来参与“观音不要走”，一定会造成社会群众运动。所以，市政府后来再也没有谈起要让这尊观音离开，自然的也就符合了大家的希望：从“观音不要走”到“观音不肯走”了。
这个事件，几乎要引起宗教的对立。其实我这一生，对于人我之间，就是诉求不要相互对立。例如，我们在宜兰接办基督教创设的兰阳救济院（即仁爱之家），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一块“感谢天主”的石碑。这表示这里原由基督教设立，只是现在换成佛教来管理，但一样是为大众服务的。
当时，许多佛教徒要把这块石碑去之而后快，但我持反对意见。因为历史不可毁灭，现在我们能把基督教的单位改成道场，这不是很荣耀吗？所以，不只他们“感谢天主”，我们也要感谢。后来，尽管仁爱之家经过多次重建，这块牌子至今还仍然存在。
这些政治上的纷争，都有关“权”、“利”，比较难解决，尤其有“名”在里面，有关到“面子问题”，就更不容易摆平。至于民间也有一些纠纷，不过，大部分只是为一个“利”字，或一个“理”字。为了利益不均，为了理不平，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只要大家肯花一点钱就能消灾了，我也曾经协助解决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比方，一九九四年，高雄大树乡和海军为了水权问题，双方起了抗争。原来，海军部队、军舰的用水，都是由大树乡的八口井的井水供给军用。后来，大树乡换了非国民党人士执政，他们要封锁这八口井，要求海军给付使用回馈金，否则不准海军前来大树乡取水。军区里有数万人，忽然没有水用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记得那时候，海军负责人高法鹏前来跟我说明情况，我觉得这件事情容易解决。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付一点费用给大树乡不就了事了吗？”高法鹏也接受我的意见。因为大树乡是一个穷乡，能得到海军的这一点费用，也算是对大树乡的建设有所帮助，而海军也能取得用水，彼此不是皆大欢喜吗？
同在一九九四年，也发生一件著名的纷争。名电视制作人凌峰和演艺界的名经纪人夏玉顺先生，两人不知什么原因，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大打出手。夏玉顺提出验伤单要求凌峰道歉，否则就提出告诉。那个时候，凌峰因为主持“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气势正红，哪肯先声道歉？两人僵持不下，夏玉顺一状真的告到法院去。
艺人凌峰
后来这件纠纷是什么因缘来到台北道场要我帮忙和解，我也记不清楚了。不过，凌峰倒是我很欣赏的人物，尤其在一九九〇年代，台湾正是掀起一股大陆探亲热的时候，一般人对于大陆的风光圣地，虽不能到，心向往之。透过凌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他那种带着感性的文采，对于家国山河的介绍，令人听了心生向往。因此，每次电视上放映“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节目，总不愿意错过。当然，对制作人凌峰先生我不禁钦佩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