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那时我们是在宜兴偏远地区，不致招来佛教人士的攻击，但是战争带给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苦难，却是不断汹涌而来。我的许多同学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罚，但是我知道，我们彼此是谁也救不了谁。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几十个大男人，拿着长枪短刀对着我，我也被捕了。至于是什么人抓我的，不敢询问，也不能有什么动作，只是眼看着一起被捕的同伴当中，今天被带出去枪毙两个，明天又有三个被砍头。好在我有一个可爱的师兄，他花钱买通狱方人士救了我，才能免于一死。但这时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学校长，眼看着实在做不下去了，只好跟智勇法师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于是囊空如洗的我们，只能带着几本才发行十几期的《怒涛》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位南京华藏寺的退居荫云和尚，由于他的继任者生活不知检点，把一个曾经拥有学校、书店、水厂的大规模寺庙，挥霍殆尽，土地变卖到所剩无几。荫云和尚于是找我们去负责，我们也正走投无路，便欣然前往。
我与智勇法师商量，谁做住持，谁任监院？智勇法师说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较像住持；我说您的学历、能力超过我许多，您才像个住持。最后约定名分不计，两人共治华藏寺，把这里当做推动新佛教的基地，一时能培、惟春、净山都从各地前来，实权也从普陀山赶来聚会。
但是，大家聚集以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华藏寺已住有二十几位住众，他们以经忏为业。尽管我们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但这群僧众除了念经拜忏以外，经常不做早晚课，有的连佛殿在哪里都不知道。有时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时在房间里更是喧哗唱歌，并且带回一些军人、警察等，男男女女来往不断，进出复杂，整个寺院简直像是个大杂院。
我们一群热血僧青年，当然看不惯这种生活，迫不及待地要为寺院树立新风气，于是订定僧伽规约。现在想来，这不就像我受戒时的教授阿阇黎仁山法师“大闹金山寺”的再版吗？例如我们规定：
第一，所有住寺的人必须做早晚课；第二，社会、寺庙有别，非僧众不可安单寺院；第三，三餐不准自制饮食，不准从外面购买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应；第四，进出山门必须经过请假；第五，每个月的单银、钱，只给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为储存，将来离寺时再发还带走等等。
新生活规约发布以后，起初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抗议，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着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时日一久，抗争的行为还是难免。于是我们就以寺中经济困难为由，每天只吃稀饭，希望让他们吃不习惯而自动离开。
这时正逢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失利，南京战局不稳，过去暂住寺院的军人眷属纷纷撤离，前往四川、广州、台湾等地。但是他们临走之前又把房间廉价卖给后来者，我们一群革新派的人正愁房间不够用，就阻止他们不当的行为。但寺里数十名经忏派的一致站在他们这一边，替他们搬家、通风报信，寺中就分成了新僧与旧僧两派。一所寺庙已不像个寺庙，每天警察、宪兵川流不息，黑白两道在里面公然活动，我们所依赖的政府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来保护我们呢？所以注定我们的新佛教运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于栖霞山宗仰上人塔前上香（慈容法师提供）
后来国共协商，傅作义在北京主持和谈会议，我们以为有了一线希望。但是和谈破裂，这时智勇法师花了几个月召集的“僧侣救护队”正想付诸行动，谁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务，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后，就求救于师父志开上人。师父说：“你们要救护伤亡，必须经过军队训练。”于是便委托宗仰中学董事孙立人将军帮助我们，我们因而得以顺利成行到台湾。
那时候我们人虽不多，但也有一些人才，总之，船到桥头自然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情到了台湾再说，就跟师父告辞。临行，师父请我吃饭，并给了我二十块袁大头。
后来我在台湾，如前所说，因为报户口、领身份证时用了“星云”这个名字，觉得改了名字对不起师父，一直没有联络。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了一封信，连同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寄给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说：“佛传收到，不必写信，好好弘法利生。”
时隔六十年，应南京栖霞古寺邀请，为在家居士传授三皈五戒，有千余人受戒。我右侧为住持隆相法师，左侧为曙光法师（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后来他在“文革”中被清算斗争，游街示众，画地为牢，想必是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折磨，而不幸在一九八七年左右逝世。等我一九八九年返乡探亲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两年多了。
想到当年是师父把我付诸十方，让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丛林道场参学，亲近诸方大德长老，并且走上弘扬人间佛教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在亲近的许多师长中，记得有一位老师曾有意推荐我进国立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师父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我当时没有反驳师父，甚至一点不平之感也没有，当下只是随着师父的话：“哦，混蛋！”就摸摸鼻子离开了。
后来师父送了师弟今慈去念书，我心里也觉得这是当然的。但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师父严厉地骂我，是故意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让我安住在佛道上，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殷切期望。
还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师父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当时，我听了师父的话，心里一直不以为然，甚至想：“你不给我就算了，何必讲这许多好听的话？”直至几十年后，我终于明白师父的苦心：那是他爱护我，希望养成我在物质上以无为有、不贪的性格。
尤其最让我感念的，是在我十七岁时，曾有一次罹患疟疾，每日寒热交迫，痛苦万分，如此折腾了半个多月，已是奄奄一息的时候，师父特地派人送给我“半碗咸菜”。
半碗咸菜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物资缺乏的时代，真是弥足珍贵！何况这当中还有师父对我无声的关怀与期许，因此当时我是含着热泪，将这半碗咸菜吃下去，并且在心中暗暗发愿：未来，我一定会做好一个出家人，我会把身心奉献给佛教，以此报答师恩。
上：作为临济宗第四十八代传人，一九八五年传法予第四十九代心平和尚
下：一九七七年佛光山传授三坛大戒，被喻为“模范戒期”
正法眼藏法卷
佛教里所谓“传法”，有“续佛慧命”的意义。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住持退位，传法给心平和尚，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九代传人，也继任佛光山第四任住持；一九九四年，心定和尚继心平和尚之后接任第五、第六任住持；二〇〇五年，心培和尚为第七、第八任住持；二〇一三年，心保和尚升座，成为佛光山第九任住持。
数十年来，想到师父上人，我除了努力弘法利生以外，也只有对他的家人多所赞助，以报其恩于万一。
说起我的老师，当然还有很多，中国有“一字师”、有心仪的老师，在我也有很多怀念的师长，如楞镜法师、大实法师、介如法师、普莲法师、惠庄法师、尘空法师、茗山法师、雨昙法师等，都是师恩浩**，此处就不一一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