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从南京来。”
当年的焦山佛学院在佛教界可谓独占鳌头
他一听我说从南京回来，大概觉得我有些文化程度，就说：“我们这里有一所学校，正缺少一位校长，你来担任好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也不好问，一旁的师父说：“你讲的话很好啊！”
没有反对的意思，于是我就接受派任，忙着办起学校来了。
白塔国小共有两百多个学生，只有两位老师，因为贫穷，没有人要来这个乡下地方。我想到智勇，马上写信给他。他一听说我要找他做老师，即刻就来了。
当时，他已经在南京普德佛学院教书，本来他的程度就很好，又有授课经验，我说：“校长你来做。”
但他不肯，坚持说：“如果你要我做校长，我就走。”
于是我只有走马上任，做起校长，让他做老师了。
回大陆弘法探亲时，至栖霞律学院母院。左立者雪烦长老是我当年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的院长（慈容法师提供，一九八九年）
智勇的能力比我强，不论贴标语、策划等什么行政事务，他都会，加上我们做事的动作迅速，很快地，就觉得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提议办《怒涛》月刊，他说他写钢板，我负责发行。他写的钢板字跟印刷一模一样，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他执笔，偶尔我只是写一篇文章凑凑热闹。可以说，这本杂志几乎由他一个人包办。
我们之所以名为“怒涛”，是因为感于佛教太守旧，希望透过汹涌的波涛来冲毁佛教的恶习，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一出刊，确实如洪水猛兽般大大地震惊了佛教界。当时佛教杂志的权威《海潮音》，用了一个方块刊登广告：“我们又多了一支佛教的生力军。”
家师志开上人还捐了五百令的纸来赞助我们。
但是战争的无情，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苦难。有一天半夜，我莫名地被逮捕了，几经周折，才让师兄解救出来。眼看学校实在做不下去，便和智勇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很好的因缘，我们巧遇了南京华藏寺住持荫云和尚。他为人正派，但已退居，华藏寺推出一位新任住持，可惜不务正业，什么坏事都做，还卖了好几条街的寺产。荫云和尚出面阻止，把它通通收回来，希望交给我们接任。
华藏寺位于南京市中心，走路不多远，就到南京市最热闹的新街口，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寺里有一所学校、一间工厂、一家文具店、一座茶炉，还有几十个出家人做佛事维持经济。
我跟智勇因为荫云和尚到了华藏寺，但智勇不愿意做住持，要我来担任，我们共同管理。这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间寺院简直像个大杂院，各式人等进出复杂，加上原本住在里面的几十位住众以经忏为事业，五堂功课相当不正常。
我们为了改变种种陋习，便订定一些新规约，冀望带来一些新气象。可惜积弊已深，旧僧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加上时局愈来愈紧张，只有宣告失败。
战云密布，死伤严重，智勇看了不忍，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希望为国家做一点事。正想付诸行动时，临时变局，只好由我带领来到台湾，最后也和他断了音讯。
一直到四十年后两岸开放，我听说智勇在河南一所大学教书，辗转联系上，并且相约在香港见面。这一别后又是十余年，二〇〇八年，我赴河南郑州出席中原天瑞大佛开光典礼，再度和他见面。阔别数十年，飞鸿踏雪，对于许多往事他已不复记忆。
感叹之余，有一件倒是很感谢他的事。据我母亲说，大约在一九五〇年代抗美援朝的时候，大陆谣传我在新加坡替国民党做事，已经升任司长。智勇不知道从哪里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母亲，信上写着：母亲大人，下面叙述了一些大陆的情况，最后署名“儿 李群”。
由于智勇和我们曾经论兄道弟，他跟着我称母亲大人，同时我也姓李，这封信证明母亲的儿子不在新加坡，没有参军，没有为国民党做事。这么一来，对我的家庭帮助很大，误打误撞，让我们一家人因此都存活了下来。说起来，实在要感谢这样一个美丽的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