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青年，早在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宜兰弘法时，有好多通讯兵学校的官员学生都来参加讲座、共修，当中有三位年轻的上尉杨锡铭、周广猷、朱桥，他们被称为通讯兵学校的“三剑客”。
此中杨锡铭写得一手好字，宜兰的第一本《佛教圣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的；周广猷擅长绘画，慈爱幼稚园教室的壁画、海报等，都是由他设计、手绘；朱桥的专长则是编写，所以我任用他为《莲友》通讯的编辑，后来更向当时宜兰“救国团”团长杨尊严推荐，请他到宜兰“救国团”编《宜兰青年》杂志。
虽然这只是一份简单的宣传小册子，但经过朱桥一编，就变得美不胜收。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又邀他帮忙编辑《今日佛教》月刊。那个时候佛教杂志有《台湾佛教》、《菩提树》、《觉生》等，版面编排都很古板，一般读者接到后，看与不看都不觉得重要；《今日佛教》不但穿插图片，而且跨页的标题醒目耀眼，尤其艺文性的内容可读性高，一时在杂志界脱颖而出，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惊喜。
当时“救国团”台北总部看到《今日佛教》版面设计新颖，就邀约朱桥去主编一份大型杂志《幼狮文艺》。朱桥获邀后商之于我，我当然替他高兴有这么一个一展才华的好机会，就叫他即刻答应。
果然朱桥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编《幼狮文艺》距离现在已有五十多年，那时候可以说石破天惊地为杂志编辑树立了焕然一新的风格。尤其这是代表政府提拔青年的“救国团”所编的杂志，在朱桥的才华展现下，与李敖主编的《文星》及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同样引人注目，成为台北书报摊上最醒目的钻石。
今日回想起来，我和张培耕认识之前，已和“救国团”结下了这么一点因缘。不过我在台湾弘法，还是感谢因为张培耕的关系，获得“救国团”的助力很多。
一九七一年，当我再办大专青年夏令营时，因招收的学生人数相当多，当时正逢开山，经济拮据，也买不起寝具，张培耕就帮我向军方借了上千条毛毯；夏令营的课程中，需要外出旅行参观，当时也没有交通工具，他又向军营借了三十辆军用卡车，让我省下很多费用。
所谓“朝中有人好做事”，那时因为有张培耕的支助，在夏令营举办期中，也曾得到蒋经国先生的关心，指派宋时选先生亲临指导，实感无比荣幸。
后来李钟桂女士担任“救国团”主任，曾邀请我到松江路“救国团”总部演讲，我想到过去与“救国团”结下的诸多因缘，便欣然应邀，借此聊表回馈之意。
张培耕在“救国团”服务长达十二年，他从宜兰“救国团”到担任高雄市团部的负责人，完全靠着实力而受到蒋经国赏识，是蒋经国的亲信干部之一。
只是平时喜欢登山体验人生的张培耕，在一九七六年，也就是他五十岁那一年，于一次攀登玉山途中，忽然胃出血，靠着两位原住民轮流背他下山，经过两天两夜才抵达平地就医，所幸得以挽回一命。从此让他更加看淡世情，便毅然辞卸甲等公职，要求我在佛光山分配一个工作给他。
当时佛光山刚开山不久，法务有限，何况他在社会上已有很好的工作，他所服务的“救国团”与党、政、军，同为“四大班子”；我想一个小庙，实在养不起大菩萨，不过看他对三宝十分虔诚、恭敬，就说：你来当我的秘书好了！他欣然接受。
率领佛光山泰北弘法义诊团至泰北，同行者有电视纪录片《大陆寻奇》制作人周志敏、庆生医院蔡永梅副院长、医师公会胡秀卿医师、张培耕居士与慈惠、慈容法师等人（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至十三日）
其实我的秘书也没有什么工作，因为我对外并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办了一份《普门》杂志，就请他当主编。他一编数年，我们合作无间，我觉得他勤于工作，勇于任事，对佛教也十分护持、热心，我也多方得其帮助。
后来他又帮我接办普门中学。普门中学的前身是蒋经国先生在江西创办的“正气中学”，一九四九年迁移到冈山。到了一九七七年时，大概是经营困难，便交给我接办，我把它改名普门中学。
记得开学当天，正是“赛洛玛”台风侵袭台湾！在此之前，承蒙教育厅配合，在一个月之内就把学校转移手续办好，让我得以赶上招生，所以普中是“接受于风雨之中，承办于仓卒之间”。
普门中学原本应该请张培耕担任校长，但因为他只做过训导主任，没有校长的资历，不得已只好请留学日本的慈惠法师任校长，他任副校长，实际负责校务。
五年后，慈惠法师辞职，另有任用，就由张培耕介绍一位王廷二先生继任校长。之后的几年之间，我担任“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六年，张培耕当秘书长，负责各项会务，对本会贡献很多。
此外，他还跟随我率领“佛光山泰北弘法义诊团”，到泰北美斯乐、金三角、热水塘等偏远地区弘法义诊，同时成立佛光山信徒援助泰北难民村建设功德会，由他负责在美斯乐当地兴建诊所等事宜。
他也曾经跟随我到金门、马祖弘法，甚至筹组“国际佛教促进会弘法探亲团”前往大陆弘法探亲。直到一九九一年，我创办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请他担任文书秘书，与慈容法师共同筹划，对佛光会初期会务的推展，多所着力。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是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假台北“国父纪念馆”召开成立大会。当天，李登辉先生特颁贺电，“行政院长”郝柏村亲临指导，历任“内政部长”许水德、吴伯雄、邱创焕，以及“国防部长”陈履安、“中央社”工会主任钟荣吉、台北市长黄大洲等，均莅会祝贺。
想到过去“中国佛教会”每次开大会，要想请个科长光临都不容易，经常是三请四请也请不到；想不到我在一九九一年初成立的一个佛光会，承蒙大家赏光，现场可谓冠盖云集，在当时也是一大盛事。
张培耕家居高雄，佛光会会务皆在台北，他南北两地奔波，实有不便。当时我也感觉佛教的团体，还是需要有一位长于事务且娴熟法务的出家众负责，对信徒比较有向心力。因此获得大家体谅，就请留学日本而长于社会福祉的慈容法师担任秘书长一职。
那个时候张培耕先生年纪也慢慢大了，尤其在一九九四年左右，几年之间他于荣总开刀数次，健康不复如前，之后就长居在高雄。当时我除了帮他购买房舍，同时助他出版纪念全集。尤其他生平有个心愿，就是成立“中华少年文教基金会”，因为需要保证金一千万，我请了多位信徒赞助，每人一百万，帮他完成心愿。
后来我经常出访，忙于佛光会务，也不知道他的基金会是否顺利成立？但几年后，也就是二〇〇五年，忽然听说他病发逝世，我特地到高雄市立殡仪馆，为他主持告别仪式，他的灵骨也奉安在佛光山万寿堂。
在东沙群岛弘法。张培耕（左一）、心平法师（左二）随行（一九九〇年一月五日）
张培耕与夫人詹静江女士育有三子，都是一表人才。回忆起一九七五年张培耕在佛光山皈依，直到二〇〇五年往生，期间我们合作二十多年，如他所说，彼此“相知、相识、相处，先是朋友，再是道友，最后成为师徒”。
他曾于一九七九年发表一篇《以二十年时间“读”一个人的感想》，表达多年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听我讲演的感想；临终前，仍积极完成三万多字遗作《以五十年的时间读一个人》。想到人间一切都是缘聚缘散，怀念和张培耕的一段因缘，也是非常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