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中行
记得我初次到“空军官校”讲演的时候，
我说送给你们六架飞机，
讲的就是六度波罗蜜。
我到“海军官校”里面说，
赠与你们一条军舰，
就是谈观世音菩萨的慈航普度。
我到“陆军官校”里面讲八正道，
因为军人又叫丘八子，
因此我对他们说：
“你们丘八子，要行八正道。
所谓的八正道，
就是八条正当的人生观。”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军人，是幸福呢？是遗憾呢？很难说。当初我要来台湾之前，孙立人将军曾经对家师志开上人说：“佛教也需要救国，不论是军人，或者是僧伽，他们二者对国家的任务是没有差距的。假如你愿意让你的徒弟到我的部队来从军，我保证十年内，就可以让他升到少将。”当然，我的师父不会希望我去当什么少将，甚至于总司令，他只希望我做好一名僧侣，将来做一位法王。
一九四九年，我参加了“僧侣救护队”，希望可以到战场上救护伤兵，贡献一己之力，可是后来也没有成功。我们这批救护队有百余位僧侣，从大陆乘船来到台湾的基隆，可是却没有寺院愿意收留。这也难怪，由于台湾人害怕我们这些外省出家人里，潜藏有大陆的“匪谍”，会惹来麻烦，于是我们只好一路行脚，再做打算。途中，救护队的成员接二连三陆续离队，最后眼看也不成队了，大家只好各奔前程。所以，我这一生当中，从没有摸过枪，也没有打过靶，但是我知道，枪炮子弹是没有长眼睛的，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回想幼年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我经常看到国民党在征兵。每当军队有需要人，他们就抓兵。只要是年轻力壮者，不管在路上、在家里，只要一发现，直接就把人抓了带走，强迫从军去。我想，一个国家这样子的侵犯人权自由，最后就算是胜利了，我不知道人民的幸福究竟在哪里呢？
就我所知，一开始通常是县政府下令，譬如要有二百个青年从军，就说要有人自愿参加，要不然就花钱买人代替。之后，又换成是乡公所，因为乡里也需要有军队，同样要派人去当兵。我想，在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时代，所谓的兵源，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强迫从军吧。
这些中国青年军是悲哀的，当了十年八年的兵，倘若侥幸没有阵亡，等到老了没有体力，退役下来，由于什么技能都没有，往往生活艰难。据闻，抗战胜利后，由于军费浩巨，陈诚参谋总长实施裁军政策，一下子裁撤了几百万军。这几百万的军人，他们平时只晓得为国家打仗拼命，现在忽然被裁撤，叫他们到哪里生活呢？不得已，只有投奔到共产党的军营里。当年国共内战，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当中虽然有多种的原因，“裁军”不能不算是一种原因。
我来到台湾之后，想要在台湾把和尚做好，当然明白“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是最为理想的。一九五〇年初，我虽然在佛教学院里面教书，但是所发挥的能量有限，这时我就想到，我应该到工厂里面去传教，到监狱里面去布教，到学校里面去弘法，甚至于到军营里面去说法。尤其，要让佛教从山林走入社会，从寺院走入家庭，从僧侣走入到信众。
芸芸众生当中，更重要的是青年，所以我撰写文章，强调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在社会上，就业的情况一般是“粥少僧多”，不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在佛教中，却是“饭多僧少”。在佛教这个广大的天地里面，可以供应青年人尽情发挥，让他们扬眉吐气，升华人格，升华道德。
诸佛菩萨脸上都没有胡须，没有皱纹，可见得都是青年的佛祖、青年的菩萨，可是来寺院礼拜的人，却都是老公公、老婆婆。我希望信徒能够青年化，可是谈何容易啊！不过，在一九五二年，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宜兰的马腾居士，代表宜兰信众写信到新竹的“台湾佛教讲习会”给我，希望我到宜兰弘法。
宜兰究竟在哪里？我搞不清楚。就在秋冬之际，宜兰大安商行的负责人李决和居士，他在“中国佛教会”见到了我，热忱地邀约我前往宜兰讲经。李决和居士的那种善良、诚恳，让我不能不感动，于是答应他到宜兰去。
那时候，马腾居士是通讯兵学校的上校，李决和居士则是中医师；他们一个外省人，一个本省人，我想，我到了宜兰之后，必定会有人护持我，与我相呼应的，所以，我就在一九五三年的元月欣然前往。到了宜兰之后，我看到庙虽然很小，只是龙华派一个叫“雷音寺”的斋堂，但是那里的居士，如林松年、郭爱、谢锦、张如标、李珠普等人，都对我很热忱拥护。因此，我在第一年就展开了度化青年的工作，成立了文艺班、歌咏队、学生会及弘法队。此外，我还想要到军中去弘法。
当时“通讯兵学校”的教官皈依做信徒的，为数不少，像裘德鉴上校、郭言上校，都是军中负有重责的人，连“通讯兵学校”的校长任之江上将，也邀约我到他们的学校去说法。他们真是很勇敢，因为那时候出家人到军中弘法还没有先例，可是我已经带着青年人，以唱歌、演戏等方式在军中说法了，这是我踏入军营的第一步。
后来，驻扎在宜兰左近的部队，看到我在“通讯兵学校”说法，跟着也请我到他们的部队里面去说法。只要他们有所请，我都一一答应。我的想法很简单，军人身边通常无家无眷，比起僧侣来，可说是更加孤单寂寞，心灵空虚，假如能对他们施与一点心灵上的辅导，他们必然成为佛教的信徒。就这样，从台湾本岛，甚至金门、马祖、澎湖、绿岛、东沙群岛等，都有我军中行的脚印。
直到一九六七年，佛光山开山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有军方单位来向我们索取小佛像的纪念品，有时是一个师，有时是一个团，常常一要就是几千个。虽然那只是塑胶化学制品的小佛像，不会很贵，但是要那么多做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只要有部队要调派到金门战地，就会有士兵开始恐慌、逃亡，不愿意上前线去。假如这些部队，能够事先给予他们精神建设，甚至随身携带着小佛像，那么他们在出征时，想到有佛祖庇佑护身，就能够安定心情。这些前线的军人，离乡背井，时刻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内心里的压力，其实更是需要有信仰来给予他们保护支持。我也想，只要肯得接受佛教，虽然我没什么经济力量，不过那些几毛钱一个的塑胶小佛像，我很愿意用来广结善缘，就算几万个也不要紧。
这样一来，佛祖就在军队里散发了他的威力。信仰虽然是内在的，但是可以激发人外在的力量，只要信仰就有力量。其实，宗教的信仰就是精神的武装，就是心理的建设。不管是什么党的军队，都应该要信奉佛教，我只想做一个传教师而已。
过去，我知道在美国有基督教的随军牧师，后来又听说韩国也有随军的法师，称为“军僧”（军中布教僧），他们为营中的官兵解决烦恼，提振士气，这真是让我大为惊叹。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宗教，只要能在全民的心中，尤其是在军人的心目中建立起地位，那么必定能让他成为一名勇敢无畏的优秀军人。
一九六二年，前往金门诵经祝祷，左三为本人
我想起十余年前，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军队有数十万人次投入救灾的任务，据说实际参与挖掘罹难者遗体、寻找尸块的官兵就有五千人，这当中有很多其实还是未识人间疾苦的年轻阿兵哥。他们忽然一下子就得每天面对这些惨不忍睹的死亡现场，心中的恐惧害怕可想而知，甚至还有人因此惊恐得夜不成眠。当时，佛光山派了许多的法师前往灾区，除了为亡者诵经以外，也为生还者及救灾的军人们祈福，给予他们佛法上的开示，安抚他们的心情，并分赠念珠、大悲咒水及“唵嘛呢叭弥吽”六字大明咒，祈求佛力加被，让他们有心灵的依怙。即使看起来坚强的军人，难免也有惊惶无依、心灵脆弱的时候，这时就像幼童需要有慈母来抚慰、鼓励，让他们再度产生勇气及力量，谁是他们的慈母？就是佛祖啊！
我们常说“军爱民，民敬军”，因为军人不一定只是打仗，他们还是人民的保姆，为民服务、解决危难，故而受民敬爱。一九七〇年，台湾电视公司曾播出一部有关军人的单元剧，叫做《勇士们》（bat），是描述二次大战美军与德军在法国前线交战的战争片。我记得勇士们里面的领导人，是一位叫做桑德士的班长，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军人，完全是一个慈悲的菩萨。剧中，他对于教堂的护卫，对于文化的保存，对于人民的安全，都是不畏生死地奋勇保护。有一次，为了救出一位幼小的儿童，他眼看已经有十几位弟兄牺牲了，毅然决定只身潜入敌营，最后终于让哭泣中的幼童重回母亲的怀抱，那一幕真是令人感动，也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军人不只是冲锋杀敌，不只是讲究匹夫之勇，真正的军人应该仁慈、爱心、厚道，是人民的保护者。
由于我将佛光山建设在南部的高雄，而高雄又是南部军队的营区，就像“空军”在冈山、“海军”在左营、“陆军”在凤山。因此，佛光山的佛学院里，都有海、陆、空的军人来担任老师，当然他们也邀请我到军中去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