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办佛学院初期，也有些信徒不愿意，他们恐怕我没有办法负担财力，都警告我：“师父，你要办佛学院会没有饭吃！”但我不为所动。佛学院开学以后，只有一班学生二十四人；随后又招第二期二十四人；接着招收第三期二十四人，另外，也有不少是没有经过考试前来听课的旁听生。
那个时候，确实是办佛学院没有饭吃，不过，我已经预备好要到殡仪馆念通宵佛事。我是不做经忏佛事的，但是为了佛学院，我去念通宵，会有多一些钱可以补贴教育费用。我就邀一些要来做旁听生的学生，你们也要跟我们一起念通宵，我才准许你们不经过考试而来旁听，大家也都乐意，因此就解决了我的经费问题。
我心想，要办教育，师资最重要，我办寿山佛学院的初期，为什么青年们好像挤窄门一样，纷纷要来读寿山佛学院？因为我有优良的教师。例如：会性法师、煮云法师、圣严法师、慈霭法师，还有，专研佛教的军队六十兵工厂附设医院院长唐一玄居士；担任海军轮机长的方伦居士，对于禅、净、唯识等都有所深入；高雄女中教务主任戴麒老师帮我教授国文，成功大学阎路教授帮我上自然科学。
办这种小型佛教学院因为不需要立案，因此许多寺院大都是办办停停、停停办办的情形，或者以三年为一期，三年课程结束再招收一期；但我发愿要一年一年招生，比照社会一般学校的教学体制，有上下学年、有寒暑假等，将佛教教育长期地办下去。从寿山佛学院改为东方佛教学院，从东方佛教学院改为丛林学院，一路走来，每年大约有百名青年学子入学，至今五十年以上，弦歌不断。
然而，光是有优良的师资还不够，必须还要有发心，以及任劳任怨的行政工作人员。最初，由慈庄法师为我担任教务主任，慈惠法师为我担任训育主任，这五十年来，曾经担任过院长的有慈惠、慈容、依恒、依华、慧开、满谦、慧传、心培、慧宽、永固，一直到现在的永光、慧得，以及发心的老师们等，延续到今日。
“东方佛教学院”为赵恒惕先生所题
这五十年来，除了办寿山佛学院以外，由于各地纷纷建立别分院，也陆续办起分部，例如：在澳大利亚南天寺有南天佛学院，在美国西来寺有西来佛学院，以及香港佛学院、印度佛学院、菲律宾佛学院、马来西亚佛学院、巴西佛学院、南非佛学院等。甚至，在台湾宜兰设立兰阳佛教学院，彰化设立福山佛学院，嘉义设有圆福学园，在台北设有台北女子佛教学院，基隆设立基隆女子佛学院，在台北设立“中国佛教研究院”，还有台北石门的北海道场有男众佛教学院及沙弥学园等。
办佛教学院等于跟师范院校一样，所有的学生吃住都免费，还要帮助他一些零用金，但是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信徒看到教育的成果，渐渐也都热心赞助起来。像现在丛林学院设立的奖学金，大概不只两百种以上吧！所以每年这许多奖学金，帮助佛教学院解决许多疑难的问题。不过，我也建立制度，除了吃、住由佛光山供应以外，如果达到两百人以上，就由常住每个月拨款一百万元，作为学院的行政费用。
“正气中学”于一九七七年由佛光山接办，更名为“普门中学”
在佛光山开山之初，我并不因办了僧伽教育就自我满足，对办社会教育的想法仍然热情不减。除了台北的智光商工以外，教育厅一位朋友要我接办冈山的正气中学。正气中学，原先是蒋经国先生在江西办的学校，一九六三年在台湾高雄县冈山设址复校，后来他们无力续办，商之于我，我把正气中学迁来佛光山，就是现在的“普门中学”。那正是一九七七年“赛洛玛”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从开始招生到学校开学，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真如诸葛孔明一般，“办学于风雨之际，接任于危难之间”。
普门中学创校至今三十余年，所幸历任校长，如慈惠、慧开、慧传、王廷二、依淳、陈廼臣、叶明灿、林清波，到现任的校长萧金荣，以及所有的老师们对学校都有很大的贡献，如今已绿树成荫，桃李满天下了。
为佛光山普门中学所写的校歌手稿（一九七七年）
普门中学办学三十多年来，我们不知道投资多少，从来没有一个董事们拿过一块钱路费，所有的点滴都归于学校，甚至于包括佛光山常住，还要常常地补贴学校的费用不足。建校期间的费用不算，光是后来迁移学校，就花了五亿元买土地和新建校舍。除了普门中学，在埔里的均头中小学、台东的均一中小学，甚至宜兰头城第一所公办民营的人文小学，也都是抱着这样的理念，继续为社会服务。
我对于办教育充满热忱，为了提升信众对佛学的认识，也依人间佛教走出去的理念，我就提出“寺院学校化”作为各道场弘化的方针。哪里建寺庙，我就叫他们办“都市佛学院”，让在家信徒也有机会接触佛法因缘，为了人间佛教的普及，在台湾由北到南，在台北、基隆、台中、嘉义等各地设立了十六所社区大学。甚至后来创办电视台，我也叫他们开设“电视佛学院”节目，希望“让家庭成为学校，客厅就是教室”，以多元化的内容，透过电视媒体，让佛法普及人间，帮助每一位观众开启人生智慧。
创设“电视佛学院”
二〇〇四年，我们也利用网络媒介开设“天眼网络佛学院”，希望打破传统教育地域上的限制，提供另一族群人士接触佛法的因缘。此外，在报刊上，虽然没有实际的佛学院，但我也鼓励他们要开办“纸上佛学院”，带动其他媒体，希望社会大众都能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好念。我知道，要改变社会恶劣的风气与贪欲的人心，必得从教育上来给予净化，至于成果多少我也不计，只求努力以赴。
后来，有鉴于社会形态的改变，许多所谓的单身贵族，有心想到佛学院读书，但是因为超过学院入学的年龄，于是我又在一九九四年设立了“胜鬘书院”。以四个月为一期，以旅行行脚方式参学，让他们可以到世界各地云游，扩大心量，放宽视野，拓展见识，以及重新思考生命意涵，进而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方向。
对于社会教育，六十年前，我就一直存有办大学的想法。但是，我的运气并不是很顺利，在台湾开放民间可以办大学的时候，我没有力量；等到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间，觉得自己稍微有一点力量可以担负的时候，政府又不准私人兴办大学了。在台湾，我没有办法设立大学，于是我就从美国开始，就这样，我在洛杉矶办起“西来大学”了。
西来大学从一九九四年申请到Ⅰ-120（学生入学许可）可以招生的认可执照，到现在，总算学校的进步获得认可，成为美国西区大学联盟（WASC）的会员，也可以说是美国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且获此殊荣的大学。
另外，我也办了很多中华学校，当中最有规模的有美国西来学校、澳大利亚中天学校等，西来学校拥有十余间教室、数百名学生，在西方国家办中华学校，西来寺算是第一家了。
感谢洛杉矶的信徒们，如陈居夫妇、陈正男夫妇、张庆衍夫妇、万通银行吴履培两兄弟，潘孝锐先生还和我共同成立“西来大学奖学金”，对学校的帮助都很大。历年来，也造就不少硕士生、博士生，尤其对韩国和中南半岛的佛教国家，可以说协助他们培养人才，应该算是最有贡献了。
历任的校长，有：陈廼臣、黄茂树、兰卡斯特，以及现任的吴钦杉等教授，大家都是一时之选，西来大学不但让很多善心的信徒发心，西来寺的大众也经常将法务所得，点滴归公，都捐了给西来大学。这二十年来，已捐了数千万美元了。
佛光山于一九九一年创办的西来大学正式成为美国大学西区联盟（WASC）会员（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最初办西来大学时，建地房屋大约要三千万美元，一时，哪里能筹得？好在佛法真有不可思议的因缘。一九九〇年春初，台北普门寺举行“梁皇法会”，因为参加人数相当多，故分两个梯次进行，每梯次六百人，计一千二百人礼拜，我也应他们所请，到台北给予信众鼓励。
记得当时法会已经开始唱诵了，我独自一个人在他们的办公室，刚好坐在一个练习书法的徒众座位上，就想，我也来写几个字吧！忽然跑进了一位老太太，塞了十万块在我的口袋里，她说：“这是给你的，你可不要给佛光山！”
这又不好推拒，我就把顺手写的一张字“信解行证”送给她。哪知道她拿到佛堂里面去跟大家炫耀说：“这是大师写给我的！”大家说：“我们也要！”她说：“这是十万块钱的！”那许多信徒都是经济相当不错的家庭，听了以后，十万块钱哪里能吓倒他们，你有十万块，我们也有，大家纷纷拿出十万块钱，叫我替他们写字，总共写了两天，一千多人，就有将近亿元作为西来大学建校的基金，真是善因妙果！后来我一直追忆这一位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却怎么都想不起她的名字来。
二十四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澳大利亚卧龙岗市市长佛兰先生，曾发起将现在南天寺的那块土地捐给佛光山；二〇〇〇年，住持满谦陪着卧龙岗市的市长乔治·哈里森（Gee Harrison）一行人到佛光山参观，没多久，我就接到消息说，他们已经得到市议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要将八十英亩的土地捐给佛光山的南天寺，希望我们能在那里办一所大学和美术馆；土地捐赠仪式就在南天寺进行，由满谦和满信在律师的见证下完成了手续。经过七年的规划，二〇〇七年，由我和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代表林松焕、卧龙岗市长代表大卫·法摩尔（David Farmer）等贵宾代表共同主持安基典礼。
南天大学是佛光山继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后兴建的第四所大学。我想，过去有很多国家到台湾办了很多大学，如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东吴大学等，如今，承蒙澳大利亚政府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建大学，让佛光山有机会得以回馈世界。
然而，在境外办大学，不是我真正所愿，为什么我不能在台湾办一所大学呢？有些信徒知道我的意思，也纷纷表示支持。
例如，日月光集团的张姚宏影老菩萨，曾经拿了五千万的支票给我说：“这是捐给你办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