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罗光总主教和我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共同出席省政府主办的宗教会议。会中，罗光总主教当着大家的面说：“为了配合时代趋势与需要，希望大家多学习佛光山的人间佛教。”由此可见，罗光总主教胸量之广大。
罗光总主教对佛教的研究，在所有天主教人士当中，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因此在佛光山台北道场落成（一九九四年）时，我们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十九天的“生命的活水”系列讲座，特别邀请他来主讲“佛教与我”。他说，研究佛学令他受益良多，甚至鼓励天主教徒也可以参禅打坐。
在罗光总主教八十六岁那一年，因病住院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我专程到病房去探望他。当时他戴着氧气罩，不方便说话，就写了一段话给我：
深谢道驾，我患气喘病已在院四个月，现在渐渐好转，您现在法身健康如何？法师扬佛六大洲，到大陆真辛苦，在台湾大家所景仰，我只是写了几册书。
罗光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
罗光总主教的一生，从十八岁开始写作，对佛教、儒家、神学等宗教哲学思想多有研究，著述丰富，他曾送我《简说佛教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史》等个人著作。此外，在很多政治场合里，我也常看到他代表天主教出席，可以说，他对学术、宗教与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与贡献。即使到了晚年卧病在床，仍可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就是这么一个谦虚，又处处为人着想的长者。
在那个时候，除了罗光总主教，我和天主教光启社的丁松筠神父，也时有往来。丁神父是美籍人士，大约在四十年前就来台湾服务。最早他在辅仁大学教授“人生哲学”，也经常在电视上主持节目、拍纪录片。
过去我们在台北道场举办“生命的活水——佛教与我”讲座时，曾邀请他来主讲，他觉得天主教和佛教是有缘的。有一次我们对谈，他跟我说：“如果你生在西方，你可能会是一个神父；如果我长在东方，我也可能会是一个和尚。”不禁感到人生的因缘真奇妙，因为出生地不同，也能各自成就不同的宗教身份，然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佛光山台北道场举行“生命的活水——佛教与我”四十九场讲座，邀请各界名家讲说。天主教丁松筠神父也在讲师之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
还有一位出身于阿尔及利亚教区的安霖泽（Franze）枢机主教，也和我建立了友好的宗教情谊。
一九九三年，安霖泽枢机主教以梵蒂冈宗教协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天主教高雄教区的单国玺主教、教廷驻台“临时代办”尤雅士等人，在马天赐神父的引荐下到佛光山拜访。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在麻竹园法轮堂举办了一场欢迎会。
会中，安霖泽枢机主教提到，他们对佛光山以国际化、现代化推动人间佛教，带动世界宗教潮流，印象特别深刻。我也善意地回应他，在所有宗教当中，佛教与天主教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宗教包容性都很大；为了全心奉献社会，都抱持独身主义；双方宗教仪式及灵修生活方面，也都很类似。
谈话中，我感受到他所散发出的宗教神采，尤其一身黝黑发亮的皮肤，不禁让我想起民间供奉的妈祖、王爷。我幽默的说：“台湾信仰王爷的风气很兴盛，如果您去各地的神庙，说不定人们会将您视为王爷呢。”他听了之后，立刻爽朗地笑了起来。
安霖泽枢机主教（右七）与单国玺枢机主教（左四）到佛光山进行宗教交流，于大雄宝殿合影（一九九三年）
安霖泽枢机主教后来参观陈列馆，问了很多问题，如：“为什么菩萨的耳垂特别长？”我说：“因为菩萨可以听得见任何声音。”他看到观音圣像，很兴奋地问菩萨的名称，我告诉他：“观音菩萨好比圣母玛利亚，她的慈悲和智慧受到广大人民的赞美和景仰。”看到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更是好奇地问：“为什么中国的佛像有那么多只手？”我说：“手多，什么事都可以做。”当他看到“华藏世界”里，层层叠叠的影像和重重无尽的灯光时，不禁发出惊叹的声音：“简直太神奇了！”我当初设计“华藏世界”，是以《华严经》的“须弥纳芥子，芥子藏须弥”的理念建构而成，没想到让所有来参观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临行前，安霖泽枢机主教还邀请我到梵蒂冈访问，我除了表示感谢，也请他代我们向教皇致意，并邀请教皇来台湾访问。两年后（一九九五年），天主教和佛教，在台湾有了第一次的正式对谈。
当时，天主教梵蒂冈教廷所属的“宗座宗教交谈委员会”，决定要在台湾召开“第一届天主教与佛教国际交谈会议”，台湾驻教廷官员戴瑞明先生受托前来拜访，询问这场会议在佛光山举办的可能性。我们不但免费提供场地、食宿，以及一切合乎国际水准的会议设备，并布置了一个临时礼堂，作为天主教人士每日祈祷及举行弥撒之用。
四天会议的主题，主要是探讨“佛教与耶稣宗教的异同”。与会的各宗教代表有安霖泽枢机主教、佛光山住持心定和尚，以及来自日本、斯里兰卡、泰国、美国、意大利及台湾等国家地区二十余位佛教与天主教的知名学者、宗教徒。
开幕当天，有“内政部”黄昆辉部长、高雄市长吴敦义先生等三千多位观察员出席；发表论题涵盖“人类处境与寻求解脱”、“终极实相与涅槃经验”、“佛陀与耶稣”、“个人灵修与社会参与”等层面，促使两大宗教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了解。会议后，并由天主教教廷发表此次会议的宣言。
有了这次的合作因缘，两年后（一九九七年），我在安霖泽枢机主教、台湾主教团总主教单国玺，以及戴瑞明先生的陪同下，率领徒众慈庄、慈惠、慈容、慧开等人到意大利罗马教廷，与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见面，教皇还邀请我在他的私人书房里谈话。
会谈中，我提出佛教与天主教之间，应可再加强宗教交流，乃至扩及于教育资源及宗教图书、学术交流等建议，都得到教皇的认同与支持。后来媒体称我们这次的会面，是“跨世纪前瞻性与建设性的宗教对话”，因为它具有东西方两大教团，共同为世界宗教融和及世界和平跨出第一步的历史意义。
在梵蒂冈与约翰·保罗二世对话。左二为单国玺枢机主教，右一为安霖泽枢机主教（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此外，他们还邀请我们到意大利的和平之城，阿西西市“圣方济各修院”参观。我们到了以后，受到修会会长及神父们的热情接待，并亲自下厨招待我们。在那段期间，我们也和“普世博爱运动组织”及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对话，加强了这次宗教交流的意义。
由于这些美好的互动因缘，促使我在二〇〇六年到欧洲弘法时，再次率团到罗马梵蒂冈访问。当时我们一行人在驻教廷官员杜筑生的陪同下，到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与教皇本笃十六世会面，彼此交换意见，并赠以佛光山宗务委员会为我制作的弘法五十年影像专辑《云水三千》。
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与教皇本笃十六世晤谈（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而在所有天主教人士当中，与我因缘最深的就属单国玺枢机主教了。
单枢机主教大我四岁（一九二三年生，河南濮阳人），与我有四五十年的交谊，精神修养比我高，总是对我非常礼让。我创建佛陀纪念馆时，他出席安基典礼，并多次前来参观，关心工程进度。后来单枢机主教在为天主教的“真福山社福园区修道院”主持奠基大典时，我分五年赞助建设经费五百万元，其中蕴涵着佛光山与天主教之间，情谊不断的深刻意义。而在佛光山举行第七任住持晋山升座典礼时，单国玺枢机主教也亲临祝贺。他在典礼中表示，与我结缘多年，虽然彼此信仰的教义与制度不同，但宗教关怀人类的精神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