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想想，他说的也没错，事情也就这么算了。
回去后，叫花李依照老板指示的方法，如法炮制，果真远近好奇，怎么会有个叫花子只要五毛钱？也就接连不断地，这个人给五毛钱、那个人给五毛钱，大家都想要来看看这个叫花子的真面目。
过后不久，听说叫花李在中山公园门口讨钱，顾问公司老板利用公暇之余，就顺道到那里一探究竟。只见人群围绕了好几层，他心里想：还是不要打闲岔好了，便转身回家去了。
未几，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雨天，叫花李又来到了咨询顾问公司。老板见他来，就问：“叫花李，你又来做什么？”
“交顾问费啊！我现在赚钱了。”
说到这里，这个叫花李还是蛮讲信用的，果真是有那么一点“品牌”。
之后再有一次，老板朝公园门口经过，只是这回看到的叫花子，已经不是叫花李了。他只有四处寻觅，口中并且还轻声喊道：“叫花李、叫花李！”
没想到，蹲坐在那里的叫花子听到了，就回答：“你叫我师傅啊！”原来，现在已经换成徒弟在讨饭了。
老板就问：“你师傅呢？”
“师傅到百货公司去开店，他现在已经发财了。但是他说这个地方有品牌，地理位置很好，叫我接替他留在这里讨钱。”
这时，我就告诉赖维正先生说，无论做什么事业，“品牌”最重要。他听了之后，满心欢喜，要我再为他多写几张“品牌”，好送给他的朋友。我也一样欢喜地就答应下来，还不只写了好几十张给他。总之，人也好，物也好，字也好，无论什么，都需要“品牌”。
在我写字的岁月中，有一次，《中国时报》的记者苏正国先生跟我说，一九四九年，山东烟台联合中学张敏之校长，率领了五千个学生前来台湾，不久，却在澎湖被污蔑为“匪谍”，冤屈而死，身后留下了他的妻子王培五女士，孤苦地把五六个小儿小女养大。很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她的子女们，个个都很有成就，其中，还有人在美国担任了商业部长。
当老妈妈要过一百岁寿诞的时候，儿女们想：母亲一生患难，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很难再有什么事情打动得了她的心。所以在她一百岁的时候，也就希望我能为她题写四个字，给她欢喜。对于能为这么一位伟大的母亲过寿，我当然是很乐意提笔，也就写下了四个字“无量寿佛”，表达祝贺之意。
为王培五女士题写“无量寿佛”，祝贺其百岁寿诞（二〇〇八年三月）
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多，也让我觉得，写字竟能有这么大的功用，就更加地把写字当作念佛参禅一般，加倍用心了。
二〇〇八年，大陆举办奥运会，我受邀前去北京观赏开幕式，回程转往美国弘法。在西来寺停留期间，有一天，比较空闲的时候，我就问一位徒众：“你知道我有多少钱吗？”他回答我说：“师父，你有三千多万台币。”
我一听，吓了一跳，我一生自许不要钱、不积聚，所有的钱都捐给佛光山，或者给各个别分院建寺，怎么在西来寺还存有三千多万的台币？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想到我现在老了，万一有个长短，外界最关心的，一定是“星云大师有多少钱？”拥有三千多万元，那也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和几位弟子商量，要将这许多钱送给常住。可是弟子却说：“师父，你捐给常住的已经够多了，何况常住现在也渐渐地能够自立，不必要用到你的钱了，你还是做你想要做的事吧！”我说：“那就捐给大学吧！”他又说：“现在大学已经在办理中，你这两个钱捐给大学，也算不了一回什么帮助，为了发挥捐款的长久意义，最好成立一个公益信托基金。”我一听，正中下怀，就说：“好！我们就以这三千万元做基础，把它存到银行，成立公益信托教育基金吧！”
这期中，我都没有过问，也没有对外宣传，但是不到半年，就听说账户里已经有四千万的台币了。我很讶异，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徒众告诉我说：“有人为了响应你的公益基金，把钱都送到银行去了。例如，赖义明先生捐了一百万元，辜怀箴女士也捐了三十万元等等，各路捐款积聚起来，现在也就有四千万元了。”
我一听，觉得这是很好的现象，可见得台湾人经常参与救苦、救难、救灾，已经养成了行善的习惯，对于做公益，也就都很热心了。
之后，我也心想好好地筹措公益基金，帮助或奖励更多的人。但是我没有别的能量，又怎么能增加公益基金的收入呢？于是徒众鼓励我以写字来增加善款。出乎意料之外地，有很多信徒要以二十万元来购买一张我的“一笔字”。其实，很惭愧，那样薄薄的一张纸，就算是人家喜爱，买个五千元也差不多了，哪里能值二十万元？但是善心人士往往不计较这许多，就这样，台北两百人、台中一百人、高雄一百人，以及各个地区所有人等的善心，一下子就让公益基金增加到四亿元左右了。
后来，又承蒙香港企业家胡杨新慧女士，联合了澳门企业界，举办了一场“一笔字慈善拍卖会”，将所得全数捐作公益基金，也就使得善款更上一层楼了。
所谓“公益信托基金”，在钱存到银行之后，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动用，必须合乎公共利益的宗旨，才能由银行拨付款项。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公正、公平，金钱不会为私人所操纵。所以，后来我就请弟子协助我成立“真善美新闻传播奖”、“全球华文文学奖”、“三好实践校园奖”、“教育奖”等，每年固定从基金中拨出款项奖励得奖人。我们并且礼请天下文化的创办人高希均教授、台湾文学馆的李瑞腾馆长、佛光大学的杨朝祥校长，分别担任四个奖项的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
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看到得奖人历尽千辛万苦，最后能获得奖励，乃至于一些艺文团体可以得到资助，继续完成理想，我也感到很欢喜。总觉得，自己这一生，接受别人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实在太多了，现在能给别人一些快乐，给别人一些希望，也就尽心力而为之了。
在书写“一笔字”的过程，有一年佛光山召开徒众讲习会，我一千三百多位出家弟子远从五大洲各处回来，想到他们弘法的艰辛，没有什么好东西奖励，就为他们每一个人写了一张字。
花了我好几天才写成的一千多张字，在会议场上分给大家时，有的人很兴奋，但也有的人很平淡，认为那只是一张纸。所以，也让我感觉到“师父难为也！”想来，也是没错，我虽然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完成“一笔字”，但是在他们心中也只不过是得到一张纸，这又算什么呢？因此，对徒弟的反应，我还是心怀歉意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徒弟们不要只看字形，而要看字意，字句中有一些古德的开示教诲，对我们的修道还是很重要的。例如，台北道场住持觉元法师就能懂得此中的道理，当她拿到“谨言慎行”四个字时，就一直高兴不已，认为这一句话对她的人生实在太重要了，凡事都应该谨言慎行！
人世间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关于我的字，也传说了很多的神奇事迹。有徒众告诉我，信徒林素芳居士家里有小偷闯入，什么东西都没有动，就只有偷走我写的一张字。听她这么说，我还真愿意再写十张来送她呢。也有人说，某一户人家失火，什么东西都烧去了，只有贴在墙壁上的这一张纸没有烧去。乃至于为我裱字的黄太太，家中堆叠着我的字，在一次严重的水患中，左邻右舍饱受淹水之害，正在担心这些字会受潮，竟然只有她家里得以幸免水难，她也就一再说是因为我的字而得救的。
另外，有一次北京企业家李小刚先生来山参访，正逢佛光缘美术馆展出我的“一笔字”，忽然间，他看见一幅“有您真好”的字，内心非常激动。原来，打从他出生后，开口对父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为了表达对父亲的养育之恩，他也就一再想要买下这幅字。只是，同时间，另一个人也因为这幅字，受到莫名感动而泪流不止，很想拥有。两人为此，不知如何是好，在我辗转得知此事后，就为他们再写了一幅，终得圆满两人的心愿。
也有为人父母者说，他不打算把财产留给儿孙，只要为他们留下两张我的字，一张给大儿子，一张给二儿子。听到他们的这些描述，还真发现写字的趣谈及妙事很多啊！
除了近年来每日书写的“一笔字”，我从一九九六年开始，提笔写了“平安吉祥”新春贺词之后，也就每年都会书写春联与信徒结缘。我陆续写下的有：“祥和欢喜”、“圆满自在”、“安乐富有”、“千喜万福”、“世纪生春”、“善缘好运”、“妙心吉祥”、“身心自在”、“共生吉祥”、“春来福到”。到了二〇〇七年，我则改以十二生肖来构思词句，写了“诸事圆满”（猪年），“子德芬芳”、“众缘和谐”（鼠年），“生耕致富”（牛年）、“威德福海”（虎年）、“巧智慧心”（兔年）、“龙天护佑”（龙年），甚至二〇一三年的“曲直向前福慧双全”（蛇年）也写好了。
这张会议桌，除了用于写字，也在此课徒、谈话、饭食、接待（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
我书写新春贺词，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只希望恢复中华文化的固有道德，让所有人等在春节的时候，不要只是游乐而已，还能更进一步以红纸上的只字片语，作为勉励，增添人间的喜气。就这样，十多年来，蒙受弟子的普遍印行，目前在全世界已经发行了数百万张；中华文化不也就逐渐传播于五大洲了吗？
总而言之，我想，近年来，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在持之以恒地书写、练习之下，仍得以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可以算是创下“一笔字”的奇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