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大学等社会教育
当初佛光大学这块校地，
费了五年的时间整地、水土保持等工程，
地上一砖一瓦都还没有盖，
就已经花去新台币十亿元了。
自知个人没有力量，
不过我想，凭着诚意与愿心，
希望能够效法武训办学的精神，
以托钵的方式筹募功德善款来办学。
于是我发起“百万人兴学运动”，
发动百万人每个月捐助一百元，
只要连续捐三年，
参与的人都是大学的“建校委员”。
我十岁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宣布抗战到底，我也参加了儿童抗战的行列。记得那时候，社会人士组织一个抗战班，我也参加这个班，还学会了当时抗战的歌，如：“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还有：“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那大概就是我参加社会教育的开始了。
后来出家，十年中没有和社会接触，一直到我快要离开佛教学院前，中国抗战胜利了，还记得，我参加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活动时才十八岁，站在爱国爱民的立场，总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不表现自己的良知，为社会奉献一些力量。我来台湾前，短时间曾担任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寺里原先就办有一所华藏学校，一间织布工厂，不过这些都是原先就有的，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但为社会服务、办社会教育的想法一直存在心中。
于一九五六年在宜兰所创办的慈爱幼稚园
初到台湾时，社会上受到政治压迫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谈到活动、谈到青年，就如谈虎色变。但是，我觉得本诸良心，爱护社会与民众，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
所以我就从宜兰开始筹组“儿童班”，向政府立案筹办“慈爱幼稚园”，向“教育部”登记“文理补习班”，倡导文艺，组织“文艺写作班”，鼓励青年唱歌、弘法等等。只希望每一个活动，能让受到白色恐怖影响的民心得到开怀、解放。
后来，蒋经国先生不愧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为了台湾，提出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成立一个“青年救国团”，在每年的寒暑假，举办许多科学性、文艺性的活动，让青年都来参与这些正当、正常、健康的娱乐活动，所以名为“救国”，实际是救心运动。
在我个人的人生字典里，教育分有好多种类。所谓佛教教育，有僧伽教育、居士教育、儿童教育、慈善教育；在社会教育里，如一般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妇女家事教育，以及各种职业训练班等。
宜兰慈爱幼稚园第四届毕业典礼（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宜兰除办幼稚园教育外，我还举办“幼稚园师资训练班”，训练过好几百名的幼教人才，所以后来全台湾各地幼教师资，都有来自我们幼教师资训练班的老师。当时的慈爱幼稚园，说来可怜，只有两间教室，因此，我另外建了一个临时的办公室。不过在我的幼稚园里，儿童的秋千、滑梯、浪马，举凡儿童玩的玩具，我一概皆有，甚至于我还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因为那个时候，幼稚园的小孩，年纪太小，不大愿意上学校，但是我的小小动物园里，有猴子、兔子、松鼠等好多动物，他们感到有趣，想要跟动物玩耍，就会安于就学了。
我第一任的园主任是张优理小姐（慈惠法师），但开办未及半年，因为慈爱幼稚园跟雷音寺是在宜兰的北门口，林家祖庙是在南门，为了儿童的上学方便，又在林家祖庙里设立分院，请吴素真小姐（慈容法师）担任园主任。不久，苏澳水泥厂也想办幼稚园，再请慈容法师前往担任园长，园主任一职就由张慈莲小姐接任。
其时，高雄佛教堂信徒们也希望设立幼稚园，我一概照办，就请慈容法师协助创办，一时，台湾的幼稚教育就开始蓬**来，台中、员林到处都有我们训练的幼教老师，在各地主持幼教工作。
我自己没有读过正规的社会学校，但我很喜欢办学，尤其，在寺院丛林的僧伽教育，养成我非常爱好帮助别人的心胸。又因为我觉得佛教能帮助人的，第一优先的就是“教育”，因此，我就更坚定地办起社会教育来了。
除了办幼儿教育以外，我也办各种的职业补习班。如烹饪补习班、洋裁补习班、花道班、妇女的家事班等等。总之一句，我自己虽浅陋，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要提升，尽量地给大家都有机会受教育，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同时，我也提倡每一个人要有五张执照，例如：驾驶执照、教师执照、护理执照、水电执照、律师执照，因为有执照，才能方便就业；有职业，才有美好的生活。
这个时候，我也慢慢知道，我这个出家人和社会脱离不了干系，这大概就是我心甘情愿走上社会教育的先声了。
当然，办了一些简易的教育机构我并不能满足，所以就集合信徒陈秀平邀约南亭法师、悟一法师共同在台北中和乡办理一所“智光商工职业学校”。现在，陈秀平、悟一法师、南亭法师都已经作古了，智光学校的原创办人只剩下了我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智光的董事会，是否还知道我们当初创办智光学校的那种苦心和愿力？
我一面在台北创办智光学校，一面在想，办教育还是要有自己的干部，而这一切，必须要从佛教学院来办起；但我没有地方办学；当时，信徒和我建立一个他们自己要修行的“寿山寺”，在高雄寿山公园内，我也不管他们怎么想，就商之于他们，让我先来办佛教学院吧！一九六五年，“寿山佛学院”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