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字的奇事
尽管我早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手抖厉害、几近眼瞎，
只是以模糊的影像，书写大字，消遣岁月。
但是各方的徒众，
却都把我当作出产书法字的宝山，
称我的字为“墨宝”。
我一再不准许他们如此称呼，
要大家改口说是“一笔字”，
我才肯为他们再写。
为了获得我的字，
大家也都很知趣地不再高抬字的价值了。
每当早上天空还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身，开下电灯，开启了每日早晨的功课——“一笔字”书法。举凡“正命”、“无尽藏”、“行走山河”、“仁慈天下”的字句，我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写上五十张。可惜，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字，只有凭靠感觉，对准了中线，便一笔到底地把宣纸上要写的字句，一次写完；否则，中途停顿，也就不知道如何衔接上下笔画了。因为每天固定书写，好或不好也都不计，我就姑且将它定名为“一笔字”。
我自知一生有许多的缺点，例如：五音不全、不喜积聚等。尤其从小没有练字的习惯，所以凡是教书时黑板上的粉笔字、笔记上的钢笔字，都显得软弱无力。但环境能造就一个人的转变，一九五三年初，当我驻锡宜兰雷音寺这间简陋的小庙时，每年都要做一次佛七法会，因为没有钱粉刷道场，只得买些红、黄、绿等颜色的招贴纸，写一些勉励大家念佛修行的法语来张贴，也算是一回的布置了。
肉眼看不到，用心写一笔字（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每年一次的“佛七”，至少都要写个八十张左右的标语，光是构思文句就要花去一两天的时间。只是，每写好一张，自己看了都觉得还不能见人。可是光复初期的台湾，又没有什么书法大家，也不认识什么能人之士，不得已，字虽不好，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也就勉强地再写下去了。等到第二年，招贴纸褪色了，再换新重写。就这样，一年又过一年，我连续写了二十六年，未曾中断。
说实在，一年才写一次，自觉在字体的美感上，实在没有什么进步。可是偶尔有些年轻的弟子，又会对我说：“师父，你写两个字给我好吗？”因为是徒弟，不会说我写得不好，都是说我“字写得进步了”、“很好看”之类赞美的话，那么，我也就自觉得意，而乐于广结善缘了。
写一笔字（蔡荣丰摄）
只是，往往下笔之后，看了看，还是觉得写得不好。不过，一方面，我心里也想，那是你跟我要的，又不是我强迫你接受的，也就不再感到愧疚了。
记不清详细的时日，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某一天，偶然的因缘之下，我前往台北慈容法师主持的普门寺。那时，他们正在隔壁的佛殿里举行梁皇法会，礼拜《梁皇忏》，我在佛殿后方的办公室里等待。因为大家都去拜忏了，办公桌没有人使用，不晓得是哪一位弟子的桌上摆有笔墨，我就在那里坐了下来，信手拈来，便书写了几个大字。
就在收笔的那一刻，忽然间，一位年老的妇女走进来，一面悄悄地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一面还叮嘱说：“师父，这是给你的，你可不要给佛光山喔！”我一向不喜爱收红包，但是在这时候，强硬地拉扯也不好看。所以，我就顺手写了四个字送给她。可怜的，那个时候，连一张宣纸都没有，只是用了一张薄薄的油印纸，也算是“秀才人情纸一张”，聊表心意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从佛堂里回来，开心地对我说：“师父，大家都想要你写一张字送他们，并且都已预备好十万块钱，要来向你索字了。”我一听，很纳闷地说：“我又不是卖字的！”
为兴建西来、佛光等大学，写字义卖（一九九三年）
原来，这一位老太太拿了我的字之后，就到佛堂里去炫耀说：“这是大师给我的字！”大家一听，纷纷说：“我也要、我也要！”于是，老太太就对他们说：“这可是十万块钱供养才有的呢。”前来拜《梁皇忏》的数百人，家庭经济都有相当基础，十万元还吓不着他们，各个也就都说：“我们也有十万块钱！”
那时候，我忽然想到美国西来大学正在筹款建校，能有这十万元的帮助，也是很重要。因此，就义不容辞地和大家结缘了。一天下来，我竟然写了四百多张字。当然，我写字不是朝“钱”看的，只是想给人欢喜罢了。不过，既然大家有心，我也就做了交代：“假如因为我的字而能有善款，那么就全部汇给西来大学作为建校基金吧。”
没想到，消息一传开，第二天，另外一班来拜《梁皇忏》的数百位信徒，又开始了一片索字的热潮。他们听到昨天热烈索字的情况，也都说：“我们要大师写的字！”这回，我又被逼上梁山了，只有苦苦地在那张桌子上又写了一天。一整天下来，也是写了几百张。真可以说，当初西来大学的创办，并没有对外化缘，都是参与拜《梁皇忏》的信徒们，为了与大家一样，想要得到这么一张纸，进而才成就的。
由于这样的因缘，我心里就想，写个字，也能有这么大的好处，还写出一间大学来，看起来，今后真有人要字的话，我就跟他结缘好了。
顺道一提，我没有什么私人的生活空间，既没有书房，也没有办公的地方，尤其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当初建设佛光山的时候，所有的建筑都不是建筑师完成的，就只是我和一位初中毕业，不会画建筑设计图，也不会计算三角几何的木工萧顶顺先生，在没有办公桌，没有电话，没有圆规、工具的情况下，以一根树枝在泥地上谈论建筑规划，由我一面告诉他要多大、多小，要这样、那样，口耳传述建筑而成的。不过，也幸亏那时候山坡地开发，不需要建筑执照，才能成就今日的佛光山。
比较于一般人写字要有一张像样的桌子、纸张要平整的条件，才能写出好字，现在的我，也只有在一张会议桌上挥洒大字。二十年前，大木设计公司的负责人彭伯平先生，送了我一张人家丢弃不要的会议桌，长近五公尺，宽不到两公尺，平时除了写字以外，我还把它作为访客谈话、日常饭食之用。例如，我接待过的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及陈履安、郝柏村、吴伯雄、宋楚瑜、吴敦义先生等，他们都曾在这张会议桌上，品尝过我请他们喝的茶、吃的饭。
再说写字的时候，我的身旁总是围绕着很多的徒众，这个要一张字，那个要一张字，我总也要平等、普遍地结缘，让大家都能皆大欢喜。不过，虽然写字的时候，观众很多，大家七嘴八舌，可惜因为是弟子，他们都不敢批评我的字，大部分都是说：“师父的字进步了”、“师父的字写得好”，只有偶尔听到人说：“太瘦了！”尤其萧碧霞师姑，她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要老是写得像赵飞燕的字，应该写一些像杨贵妃的字。”这个意思就是要我把字写胖一点，我也就只有仔细揣摩、改进了。
书写“佛”字（蔡荣丰摄）
虽然我已经年老，眼睛视力近于零，但是还好有过去那么一点写字的基础，所以现在提笔再写，一笔到底，也都能心想事成，大家仍然是说：“很好、很好！”那么我也就不遑多让，持续地写下去了。
1996年，在我七十岁的时候，右手开始出现颤抖的情况，已经不能再写字，所以著作《往事百语》的内容，都是由我口述，弟子满果帮我记录的。尤其二〇〇〇年，我创办《人间福报》的时候，除了右手颤抖，眼睛也因为糖尿病的关系，视力变得模糊，所以在报上发表的“迷悟之间”、“人间万事”专栏，也都是由满义为我做口述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