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简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当今的社会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我们每个人开始进入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时，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所形成的友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仅为他打开了不同寻常的机会之门，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换句话说，由于众多朋友的帮助，他的能力也扩大了许多倍。他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做任何一件事时获得朋友们无私而热心的支持，朋友们好像总是全心全意地增进他的利益。
很少有人对自己事业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身的辉煌业绩。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全部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积极进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众多的朋友就跟无须报酬而又无处不在的商人一样，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对他们的事业提供服务与帮助。
科尔登就曾经说过：“真正的友谊就像健康一样，其价值通常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认识到。”
此外，你的朋友们的个性和立场将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此，我们试图给你开一份防止孤僻性格的处方：在选择朋友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比你优秀、在各方面领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须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这并不是意味着要结交那些在金钱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结交那些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的人。只有和这样的人交往，你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有助于你成长和发展的养料。而且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你也逐渐会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一个强者。当然，我们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为善交朋友的高手！
善借朋友之力
交往是每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结交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关系就更重大了。
由于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其深厚的学业功底，不仅使他能够金榜题名，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而他的升迁与善交人有直接关系。
7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仕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37岁即升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第一，是他自己养之有素。他在翰林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有真才实学。
第二，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广泛交际。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渊薮，13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就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相助。
穆彰阿，字鹤舫，姓郭佳氏，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甚为重用，1828年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1834年，任协办大学士，后升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20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他的实际。
道光即位以后，忧虑大权旁落，选择官员十分谨慎，时时防之。而唯独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善于逢迎谄谀，又最为忌贤妒能。他的做官妙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党同伐异。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妥协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3次、典会试5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官运的转机做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久之，召来自己的仆从对他说：“你立即用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熟记于心。次日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为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赏识，道光帝还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便“骎骎向用矣”。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机遇。当然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10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只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怎么又能有穆彰阿的赏识；即使有穆彰阿的赏识，没有曾国藩自己的主动策应，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正如所云：“机会只属于那些学有素养、有所准备的人。”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特别注重平时的自强不息。他说：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之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其目的就是求得养之有素，抓住机会，实现理想。曾国藩的“结网术”，可谓高明！
交朋友，并不让人觉得太轻松，因为有人要叛变；无朋友，更是不行。选择几个真正有用的知心友，就可以给你垫好获取成功性格的砖头。曾国藩认为“未发迹时善交人”，讲的就是在获取成功性格时，善交知心朋友的道理。
善于助人是美好的品德，这一点在孔子的人生观中就有体现，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讲，如果他不忌妒人才，而是抱着该帮助就帮助，该举荐就举荐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获得一片赞誉声。
每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在成功的路上，都曾经受到过别人的许多帮助。因此我们应该帮助别人作为回报，这是公平的游戏规则。
有一些人常犯一种通病，忘记不该忘记的人。这样，常会引起一些麻烦，会遭受外来打击。实际上关心有助于己的人，既是一种美德，也为你下一步获取成功性格铺平道路。你知道，有多少人都是被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打败的，这是教训。因此，获取成功性格是全面智能的深刻体现！曾国藩也是这样一个人。1868年，已离京17年的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总督。他到了京师后，先去看望了他的理学老师、当时的相国（大学士）倭仁。17年弹指一挥，曾国藩把他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交付给了金戈铁马。17年后，他以侯爵、大学士、直隶总督的多重显贵身份回访京师时，已是两鬓斑白。他的老师倭仁此间也步步高升，成为朝廷倚重的大臣。两人有美好的交往史，又有着共同的锦绣前程，自然话也投机，直到次日三更，曾国藩才回寓所。
曾国藩还要为倭仁老师做说客。平生以“不干预公事”奉为为政三大法宝之一的曾国藩这次却是破了例。那是为倭仁兼管部务的事。清朝立国之初，诸王兼管六部事务，这也是皇族势力膨胀操持国家事务的非常时期。以后诸王势力衰落，部务由大学士兼管。但时此时彼，往往据人而定。同治时期，慈禧虽以皇帝母亲之尊，握有大权，但恭亲王奕讠斤稳操朝政，因此，一般人事任免奕讠斤有很大的发言权。曾国藩赴总督衙署的前一天，吃过中饭后即到恭亲王邸，拜见这位权倾朝野的亲王。曾国藩并没有开门见山，而是“泛论他事”，谈得倒也投机，“久谈约六刻许”，临至末了，才提及倭相国仍管部务的事。奕讠斤当然不能驳这个面子，不久倭仁即兼管部务了。
曾国藩在京城还专门拜访了多次提携他的大恩人——穆彰阿府邸。咸丰一朝，穆彰阿颇受非议，到同治时，穆彰阿属隔代重臣，人们倒有些淡忘了。但曾国藩并没有忘记。
他很注意当时人对穆彰阿的评价。还是在出门拜客之际，曾国藩在轿中仔细阅读《穆彰阿年谱》，对有疑问之处，还标上了许多记号。12月28日，曾国藩亲往穆宅，拜会了志向相同的七世兄萨善、九世兄萨廉。昔日的穆府显然已衰落了，虽有三二个下人进进出出，给客人上茶点蔬果，但从穆家的摆设及人们的眼神中，曾国藩作为见证人，分明感受到了今不如昔的无情。他带了一些礼物，留了一些银两，说上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看不出，这就是昔日那位能让自己一飞冲天的老相国的宅院，昔日那位权炙可热的皇帝宠臣，你在哪里？曾国藩又一次感受了盛衰的无情。当天夜里，他回到寓所，仍有“不胜盛衰今昔之感”。
曾国藩在京城的活动很多，日程排得很满。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去拜望对他一生有过重要帮助的人，就此观之曾国藩不是个势利之辈，可说是个血性之人。
如何对待有德于你的人，不单是检验个人的品格如何，更是此人有没有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