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对这两件事，常人很难容忍，尤其是对那些好逞一时之勇的，人们往往认为这是懦者之举。而曾国藩的做法，正和所有成大事者的做法一样，该忍的一定要忍，不可因小失大。
获取成功性格就是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使自己脱颖而出。那么要做到获取成功性格，首先要有这样一套本领，不要被别人的恶语破坏自己的心态，要学会在进退之间见锋芒。你别小看这一点，取大舍小，坦然应对，足见一个人是否登上获取成功性格的宝座。
一个人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每个人的赞许，但是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得不到赞许时便不会感到沮丧。你应把反对意见视为一种自然现实，一种对自己的激励，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
环顾我们生活的周围世界，我们会十分明显地感到一点，要想使每个人都对自己满意，这是十分困难而且不大可能的。实际上，如果有50%的人对你感到满意，这就算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了。要知道，在你周围，至少有一半人会对你说的一半以上的话提出不同意见。只要看看西方的政治竞选就够了：即使获胜者的选票占压倒多数，但也还有40%之多的人投了反对票。因此，对一般的常人来讲，不管你什么时候提出什么意见，有50%的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他人的反对意见了。当别人对你的话提出异议时，你也不会再因此而感到情绪消沉，苛责别人或者为了赢得他人的赞许而即刻改变自己的观点。相反，你会意识到自己刚巧碰到了属于与你意见不一致的50%中的一个人。只要认识到你的每一种情感、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或每一件事都总会遇到反对意见，那么你就可以摆脱情绪低落的困扰。当我们做事之前已经意想到某种后果，而一旦出现这种后果时，你就不会出现很大的情绪波动，或者措手不及。因此，如果你知道会有人反对你的意见，你就不会自寻烦恼，同时也就不会再将别人对你的某种观点或某种情感的否定视为对你整个人的否定。
以亲人为交往之法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我之际很难处理。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这里交待的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4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皇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一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独立了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获取成功性格”有两个关键词：“人”和“地”。“人”意味着关系，“地”意味着局面。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能够巧妙周旋脱颖而出，意味着成功。
多找几个能人帮忙
做人不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否则恐怕难免走向衰败。因此，做人要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有把这种心态调适恰当，才能愿意多找几个能人来帮忙。
曾国藩自出办团练直至去世，身边一直有一些秘书人员帮助他出谋划策、办理事务。这些人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随行有专门的车、船，驻扎有专门的宅院，在所有幕僚中地位最尊，情面最厚。曾国藩称这班人为“幕府”，实际上是他的“秘书处”。秘书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奏、咨、批札，办理书启、文案。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草奏的只管拟奏稿，办批札的只管拟批稿，甚至负责草拟奏稿的人也有分工，如赵烈文就只代拟涉外奏稿，陈方坦则只代拟与盐务有关的奏折、函札。办理书启的人员不仅负责对来函提出处理意见，还负责代拟复函。为明确责任，处理过的信函，都要盖上自己的名章。在一些曾国藩收函的原件上，至今保留着“要”、“复”、“应复”、“不复”、“已复”、“自复”等处理意见和收函时间、编号、办理时间以及“旉”、“筱”等个人印章。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到了晚年，由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
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为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渊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因此，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人才济济，好手如林，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张树声也都曾为他拟过奏稿。
曾国藩认为躬亲要事，保证大事不出漏洞，多找助手，可以将自己的意图通过他人之手贯彻下去。实际上，无论人的精力多么充沛，也不能事必躬亲的，关键是要会抓要事。
在曾国藩看来，获取成功性格并不是说要高高在上，而是要能走下其位，去接近大家，做些实事，多找几个能人来帮忙。曾国藩常常告诫自己“切忌骄纵”，正是出于此。
牢记做人“三戒”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曾国藩一生之本，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思想，实可用来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追求。“骄傲”乃人生最糟糕的本性。如果把获取成功性格与骄傲简单等同，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获取成功性格者所做的事：谦虚！曾国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件两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后，往往会犯骄傲的毛病，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在因骄而败之后，立即戒躁，改弦更张。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在《日记》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