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踏实性格：一步一个脚印胜过跑不稳
知行合一是成大事之本
成功的大敌是明白做事的道理而不去实干。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说一位年轻人到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网，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轻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上钩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
众人皆知的曾国藩有句倡导笃行的名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冀。若恐天意难凭，而广许神愿；若恐人谋未藏，而多方设法，皆无识者之所为。”这是强调知行合一。
儒家基本典籍《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谓君子应广博地学习，审慎地问辨、思考，最后是笃实地践行。“学问思辨行”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同为士人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
明代的王阳明说，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地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摹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就弊的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我今天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而且不是我凭空杜撰，知行本性原是如此。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无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装样子。他还说：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万难攀跻者，而将立功于之稍次者一概抹杀，是孟子“钩金舆羽，食重礼轻”之说也，乌乎可哉！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仰自宽自勖，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著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做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提到“获取成功性格”，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从低到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做到这三要素，必须要能抓住命运——遇到的机遇，不要老是有一种“守株待兔”的心理。凡是等待别人赐予的人，只能是看着别人脸色行事。曾国藩的获取成功性格之要诀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靠别人赏赐什么东西。
一日事，一日毕
在章法上多讲究一些，你办起事来就特别顺。曾国藩身居朝廷要职，每天日理万机，公事繁多，但在诸多纷繁复杂的内、外部事务中，他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办事招法，游刃有余于在旁人看来甚至难以招架的政事之中。
曾国藩从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需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如农家早起分派当天的农事一样。如果每天的事情做完了，这样或许积压就少了。这还只是具体的办事风格，曾国藩还有一些抽象的办事方法。他归结为四点：
（1）条分缕析
从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的时候，还可以从从容容，忙碌的时候，就显得焦头烂额。当很多事情一起涌现，就要临阵勿乱，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分清难易，分清缓急。即使是办一件事情，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主要的、重要的、难度大的、紧急的，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仅信心十足，也会轻松自如。
（2）注意相互关系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情引入被动的局面。所以做一件事，就应想到它的前后因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3）详细思考
曾国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不仅所办的事情办不成，往往导致功亏一篑。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的覆没，就是思虑不详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咛。他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井井有条。
（4）遵守原则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去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就可以宽容。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君臣有别。
掌握成事五法
做人办事应当有方法可循，不可乱了章法。一个做人办事杂乱一片的人，不可能按照“秩序化”的方式去工作，也不能有所成就。曾国藩具体的“做人办事”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勤
据记载，曾国藩才不过中人，为什么后来终于成为经学大师和散文大家，关键在于一个勤字。他的学习之勤，理事之勤，锻炼之勤，都有很多的例子，兹不赘述。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他对自己要求是多么严格。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近来恋床，说明自己的修养有所退步。改掉幼时恋床的坏毛病，下了很大的决心，如今几次不能醒来即起，说明心性不定，要引起警惕。”由此看来，曾国藩确实是一个缺点不多的人。
（2）韧
曾国藩著有《挺经》一部，其核心就是韧。一个“挺”字，就是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下都要挺住，要坚持住，用今天的话说，坚持就是胜利。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难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坚挺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关于他历次的困境，上文已经基本列出。曾国藩一介书生，只凭皇帝自办团练的一纸文书，白手起家，居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军事上多次失败，有时要跳水自杀，有时又身陷险境，但他都能以其韧劲坚持过来，实属难能可贵。
（3）忍
曾国藩善忍，这是极其著名的。其实，忍与韧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忍耐，也就很难谈得上坚韧。在曾国藩那里，忍并不是一味的退让，而是寻求时机的一种策略。曾国藩起自民间，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必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阻力，而这些阻力一般不是来自下面，基本上是来自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不忍如何求得发展。例如，1858年4月，曾国藩部署兵力，准备取南京上游的安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在南京，上游的安庆是其军事重地，江南大营就是因为不取安庆而失败的。但清廷却命令他驰援南京下游的江苏、浙江等地，因为那里是“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曾国藩明知这一战略是错误的，如果照令执行，将会重蹈江南大营的覆辙，一旦失败，责任还是要自己来负。但他又不能不听清廷的命，因其初膺国任，不能给清廷以桀骜不驯的印象。于是，在1859年6月，他将大营移至皖南的祁门，做出了组建新军，数月后东援的计划，并奏报朝廷。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军事重心还是放在围攻安庆上。
（4）分
蒋介石认为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应该是很有眼光的。曾国藩的部下大多都是出身下层的人，但经他推荐提拔的就有一大批人，如著名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升到道员、巡抚一级的有数十人。他不搞诸侯分封那一套，而是真心地希望别人进步、发展。别人的势力扩大了，发展了，实际上还是发展了他自己。他不仅不搞武大郎开店那一套，甚至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他自己被捻军打败了，他推荐自己的学生李鸿章去打，结果是胜利了。
（5）退
所谓“功成身退，天地之道”，这一条曾国藩确实做到了。他攻破南京以后，其功劳可以说无以复加，同时也引起了清廷的猜忌。其实，当时的名士王运就两次找曾国藩讲帝王之学，劝他自立，攻破南京之时，其属下也想硬逼曾国藩自立为皇帝，但都被曾国藩巧妙地拒绝了。曾国藩进京之时，就请求解散自己的湘军，以李鸿章的淮军替代之，得到了朝廷的应允，而他自己也早为解散湘军做了充分的财政准备。这样，曾国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多路经营，留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古代有“狡兔三窟”之说，是说办事情要多路经营，要留有回旋的余地。曾国藩也深谙此道。
李鸿章招募淮勇，乃系秉承曾国藩意旨。曾国藩创立淮勇新军，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还在1860年8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问题。但咸丰帝立即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令湖北派拨精兵救援，曾国藩暂时无法实施。但曾国藩仍认为“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切实可行，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