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整性格：自己给自己讲解人生道理
不讲真话，自有一番道理
真实的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人在为人处世中，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可以毫不掩饰，而应当有所回护。曾国藩在对胡林翼搞权术的问题上即是如此。
胡林翼在处世为人上，是比较擅长搞权术的，如他巴结官文就是一种权术，在湖北时笼络罗泽南、刘蓉和李续宾兄弟也是一种权术。
咸丰五年（1835）十一月的一天，胡林翼在他的大帐内摆设宴席，为罗泽南、刘蓉等从江西新到湖北的湘军将领接风洗尘，胡林翼身边的几位主要将领和幕僚出席作陪。
大家落座之后，胡林翼端起一杯酒，大声说道：“今天，我们为罗山先生一行接风，请大家光临。罗山先生、刘蓉先生都是林翼的师长，弟子在这里执酒奉师，今后还望夫子多多教诲林翼。林翼承乏此间，又当兵荒马乱之时，只有诸位鼎力相助，才能共渡此难关。请大家为精诚杀敌而干杯！”说完，他用眼很快地扫了一遍众位宾客，发现他的几位部下脸上不无惊讶之色。知情的人都知道，胡林翼与罗泽南、刘蓉并无师生关系，而且胡林翼现在是二品巡抚，而罗泽南只不过官居布政使，刘蓉更是一个不上官品的训导。胡林翼如此礼贤下士，怎不令他们感到惊讶呢？
罗泽南听了胡林翼的话后，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刘蓉却感到有些不自然，罗泽南本是他的老师，现在胡林翼同时称他和罗泽南为老师，他感到胡林翼是在过分地抬举他。
自此以后，胡林翼就常对罗泽南和刘蓉执弟子礼。特别是对罗泽南，即使是当着自己的僚属，也是一口一个“罗山先生”。凡军中大事，往往都要先咨询罗泽南和刘蓉两人的意见。他还将自己的妹妹嫁给罗泽南的长子，这样，两家又成了姻亲，而胡林翼也比罗泽南晚了一辈。
对罗泽南的得意弟子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俩，胡林翼同样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笼络。他知道李氏兄弟家境并不富裕，但都很讲究孝道，有老母在家无人照顾，便特地将之接到自己的署中，礼敬有加。胡林翼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得到了罗泽南、刘蓉和李续宾兄弟等人的认同，他顺利地完成了对湘军这支老牌劲旅的接收。在湘军的特定制度下，他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他的这一成就，使他真正确立了自己在湘军中的地位，成为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
过分的礼遇，一开始甚至让李氏兄弟不能理解，对胡的用心颇有怀疑。李续宾为此写信给曾国藩：胡对他们兄弟如此殷情，是否出于权术？曾国藩明知确实如此，但却不敢点破，还要极力为胡林翼掩饰。回信称：胡林翼对别人或许有权术之疑，但对于你们兄弟，却纯粹出于真心。让他们千万不要疑神疑鬼。
曾国藩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说了实话、真话，就会让李氏兄弟知道胡林翼是在搞权术笼络人，而不是一种纯真的情谊，这当然会大大影响湘军将领与胡林翼的合作及对他的支持。而这种合作与支持恰恰是湘军最需要的。因此对于这一点，当李氏兄弟不明白胡林翼的“过分礼遇”而问及曾国藩的时候，一惯主张“拙诚”的曾国藩就没有说真话。
曾国藩对胡林翼巴结官文一事也讳莫如深，绝不妄谈，正因如此，曾国藩也得益颇多，做起事来很顺遂。
在曾国藩不想按朝廷之意去四川而要留在湖南一事上就得益于官文疏的一臂之力。
于是，他来到武昌城内，拜会官文说了一大堆恭维感激的话，借以进一步疏通湘军将领与这个满洲亲贵间的关系。其实，曾国藩自己也得益于在有些事情上懂得回护别人这一官场妙着。
有些人认为，获取成功就是手中有权，因此乱施权力，结果怎样呢？请记住：曾国藩从来不在权力上贪婪，而是用权力维护合法利益。
处处胜人并不是一件好事
永争第一是绝大多数人竞争的一种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于处处争强，而在于适当地保存实力，在最需要的地方争第一。
处处要争第一名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争强好胜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正常发展的一个弱点，成为我们得罪别人的性格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居一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之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所以，曾国藩选择了不以胜人为胜，而是以退为进，极为聪明。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学会不必处处胜人。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释迦说：“根本消恨，端赖爱止。”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