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就是种蔬。园有蔬菜，四季常新。
鱼：就是养鱼。鱼跃于池，活泼泼地。
猪：就是喂猪。庖有肥肉，养老待客。
良好的家风，在于适时教诲和勉励。1838年秋，曾国藩在参加朝考被点了翰林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家里时，其祖父曾玉屏就有一番谆谆教诲。
年底新翰林荣耀还乡，亲友都来道贺，自然煞是热闹。这时曾国藩的祖父玉屏先生已六十五岁，多年辛苦的愿望，虽是儿子没有成就，究竟在长孙身上实现了，自觉欢喜异常，就告诉麟书说：“我们是务农的人家，即令富贵也不要忘本呵！大孙子当了翰林，让他安心去做他的事业吧！家中的食用，千万不要累赘他！”所以曾国藩从此进京做官，家中还靠耕种过活。有时寄些俸银回来，大都赈济戚族。
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生产能力，充满了孝友精神，这便是一种模范家庭。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里，眼目所接触的是尊辈勤俭朴素的生活，耳朵所听到的是礼义廉耻一类的训诲，书上所讲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以这样的家风、这样的家世、这样的环境，终于造成了曾国藩这样的人物。曾国藩的耕读之家风，可说是源远流长。今人观其女儿曾纪芬——崇德老人民国时所写追忆其父的回忆录，字体极为端庄秀美，一个女人家八十多岁尚能写得那样一手好字，足见其耕读之家风范的泽流。
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从大处说，他所统帅的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也类乎于一场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痛绝的了。从小处说，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济贫穷，疏医远巫，甚至把祖父的家规，编成口诀，令自己和家人遵奉。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做了两江、直隶总督等，对于勤俭家训，还不敢私毫逾闲。曾国藩一生的品性实在是他的家世促成的。
曾国藩一生获取成功性格，是因为他注重修养，不为外人所伤。在此，我们必须看一看他的严谨家规和自己的行为准则。
一个“淡”字值万金
曾国藩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万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
私欲过重之人都是“猎犬”。曾国藩力戒名心太切，防止自己真正获取成功性格出现不利的因素。
曾国藩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则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
同治十年（1871）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最大耻辱。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之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石厉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于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身处名利场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格外谨慎，就不会如履薄冰
曾国藩特别爱讲“谨慎”两字，所以一再告诫自己左右的人，要戒傲，要慎独，这样才能不越雷池半步，从这个道理说开去，人生失败就在于不谨慎也，常常把脚跨在另一个地方。
范蠡功成身退的结局说明，范蠡不仅善于谋国，而且善于谋身，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因而得以避免文种那样的杀身之祸。苏东坡对此发表评论：“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范蠡之所以采取这种功成身退的做法，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社会现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不能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勾践所以过河拆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德，更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副长脖子尖嘴巴，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和谋臣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智力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特别是在创业阶段或处境危难的时候，都能不同程度地礼贤下士，虚心听取谋臣的意见。谋略人才则希望依靠有作为的君主，谋取个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则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权力为准则。为谋臣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践在会稽兵败、“十年生聚”的时候，能够比较虚心地听取范蠡、文种等人的意见，甚至宣称要和他们“共执越国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认为不再需要谋臣的帮助，甚至认为谋臣成为自己权位的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排斥和迫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范蠡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他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处世，不要贸然行事。真正获取成功性格的人，一定要多在谨慎上下功夫，不要给自己增添麻烦。曾国藩的一生唯谨慎而已，谨慎使他不易出错，最终获取成功性格。
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别人认可他的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咐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曾国藩在治军上的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也是以谨慎为怀的，这种谨慎则表现为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先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