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感到烦恼的时候，会着手去扭转所处的局面。他们知道，要过得顺心愉快，责任在自己。
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善于用“情绪吸尘器”清除掉自己的烦恼念头和悲观情绪，在不利环境中他们也设法发掘出积极因素来。他们在头脑里储存的是“好、妙极了、亲切、重要、喜欢、高兴、了不起”一类的词语。
黑暗的心情，会在心底播下不良的种子，所以只有不良的作用反复地传达下来，因此，还是要尽量以平实的心情来努力比较好。
曾国藩一生中虽然遭遇到许多挫折和打击，而他内心一直保持平静和顺，从不灰心丧气，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烦恼，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事的妙方。做到谦恭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怨仇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获得幸福。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在仕途发展的前半段，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7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0年7迁，连跃10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为清朝200年来汉人第一家。人们认为他一定喜爱大风大浪吧！但实际上曾国藩在养生处世中的哲学与众不同，认识特别深刻。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四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安身立命应该从波平浪静方面考虑，保持心中平静顺和，千万不要从翻天覆地、动**不安处考虑，虽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无为，但注意平静为第一原则。生活阅历千变万化，总是应该慢慢向平实处用功。“向平实处用功”和“波平浪静”这是曾国藩处世哲学的两点重要原则。
曾国藩写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的意思是：四弟收复两省，功绩之大是根本不会磨灭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稳固的。只是担心做事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脚跟；只怕不能平安舒适，不怕英名不突出。从此以后要从波平浪静处安身，不要总想做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业，我也并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来我的阅历变化特别大，一味向着平安实在的方面下功夫。并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大，不这样做，都会有灾祸临头的危险。其实，曾国藩的平静养生方法是被逼出来的。曾国藩多年到处征战，军事政务繁忙，从35岁起遍身生了一种蛇皮癣，搞得他坐卧不安，痛苦万分，以致于精神萎靡不振，困顿到了极点，还不到50岁，却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认为这都是因为天赋的资质不厚，并且又百般忧愁摧残动摇，加上历年来抑郁寡欢，为不平之事愤懑而致的折损。后来，曾国藩的好友冯树堂来访，与他讨论修养心志、调理身体的方法。他说：静心安坐，舍此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能静坐，那么天下能干的事情，都可以干好。心理意志和意气感情总是拆不开的。心志稍有浮躁，那么感情就会浮躁，意气感情涣散，那么心志也就涣散了。思想意志专注于某一方面，意气感情自必为之转移。如此，曾国藩才一直坚持下来了。
曾国藩生长在湖南乡间，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强悍著称的。曾国藩又是一个读书人，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他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坚韧不拔，具有实干精神。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苦志学业，到了进京中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以匡事救世为事业。
由此看来，曾国藩待人平实通达，自己绝少烦恼，这给后人留下做人的一些启示。对于有太多烦恼性格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把周围环境中每件美中不足的事情放在心上，对周围事情的指责和消极的念头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很难再去体验欢乐。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要糟下去，而且不自觉地促使自己造成不愉快的局面，使他们的预言实现。
有烦恼性格的人往往被“情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总想着过去没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一讲话便是从前的灾祸、现在的艰难和未来的倒霉。
对于失败者来说，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满意的。当他们终于得到了所向往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又不再想要了；如果失去了的话，他们又一定要找回来。他们不断重复老一套消极泄气的想法，把不幸和烦恼作为生活的主题。即便在平安无事、一切顺利的时候，也习惯于只琢磨生活当中消极泄气的事情，他们觉得不幸和气愤的时间太多。他们总是喜欢喋喋不休地发表消极泄气的言论，他们说泄气话，令人难堪，使别人同他们疏远起来。
有烦恼性格的人常常由于似乎难以解决的难题而挫伤情绪，失去活力，陷于失望，无所作为。在遇到麻烦和苦恼的时候，他们往往把精力用在责怪、牢骚和抱怨上。
有烦恼性格的人说许多带“不”字的话，例如不能如何、不要如何、不应该如何等等。他们最常用的形容词是糟糕、讨厌、可怕和自私。他们没完没了地指责别人为什么不如何、怎么没有如何。
心胸不广大，怎能容天下
要靠一种常效药根治心病，你知道世上哪里有这种“灵丹妙药”吗？在曾国藩的秘笈中就有这样一副药，上面写着“广大”两字。何以见得呢？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守约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它为“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谨身要法》中对愤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说：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而乱；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初入仕途，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而又自视过高，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他的早期日记称为《过隙影》，这里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很欠检点！由于忿恨在心里扎根太深，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事情，我大发脾气，气愤的话脱口而出，有忘记了身份和亲情的情状。虽然经过了朋友的说服规劝，我还是肆意谩骂，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树堂昨天说：“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而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仅仅自我反省了几次，其他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本年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过两天，就与我立下的志向决裂到这种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难道还有什么用吗？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率军打仗之初，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他强调愤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原因，同时也与担当大事、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得多，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掉愤怒激动，这就行了。
曾国藩还用林则徐“制怒”的典故来自我教育。林则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为此常常适得其反。任江苏巡抚后，林则徐痛切地意识到这一弱点，也深刻体悟到担当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制，则贻误更大。因此，进驻巡抚衙门的第一天，就亲书“制怒”二字悬挂在听事堂，一是自我监督，二是让僚属监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终成一代名臣。
愤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愤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情绪窒人，但暴躁就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一次，隋观察来见，因该人办事能力弱，曾国藩勃然大怒，“词色大厉”。训斥完后，当天夜晚曾国藩在日记中自责，“退而悔之”。说自己“近来事有不如意，方寸郁塞殊甚”，常发脾气，足见“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番时，清廷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父亲刚逝去，曾国藩应守孝道安心服丧，但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写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守制期间，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