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发动机成了？”“成了。”韩志远的声音有些发抖：“总理事，我等这一天，等了五年。”九月二十日，兰芳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庆功会。没有记者，没有摄像，只有几百个工程师和工人，还有几箱啤酒。伊万诺夫被灌了很多酒。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俄罗斯老人，喝醉了之后开始唱歌，唱的是俄语歌，没人听得懂，但调子很悲伤。唱完之后，他对陈思华说：“陈桑，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兰芳吗？”陈思华摇头。“因为苏联没了。我造的那些飞机，那些发动机，那些我花了半辈子心血的东西，全变成了废铁。乌克兰人把它们拆了卖钱，俄罗斯人把它们扔在机场上生锈。我退休的时候，每个月退休金只够买面包。”他灌了一口啤酒：“你们来找我的时候，我以为又是一个骗局。但陈先生来了，坐在我的小木屋里，给我看那些图纸。你知道那些图纸是什么吗？是我年轻时画的。是我在苏霍伊三十年，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以为它们早就没了，被卖掉了，被烧掉了，被扔掉了。但它们还在。在兰芳。”他的眼眶红了：“所以我来。不是为了钱，是为了那些图纸，为了那些发动机，为了那些我以为是废铁的东西——在兰芳，它们不是废铁。它们是种子。”陈启站在人群外面，没有喝酒。他看着那些年轻人笑着、闹着、哭着，想起了很多年前，李振邦跪在稻田里捧起第一株高产水稻的时候，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时候，兰芯一号流片成功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一群人熬了无数个夜晚，烧了无数个钱，终于等到一个结果。然后第二天，又开始新的攻关。发动机成了，战斗机还远吗？战斗机成了，航母还远吗？航母成了，卫星还远吗？卫星成了，芯片还远吗？芯片成了，系统还远吗？没有尽头。这就是建设一个国家。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夜。陈启回到家里，苏颜正在包饺子。陈安和昭月都回来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爸，”陈安举起酒杯，“敬您一杯。敬兰花发动机。”陈启端起酒杯，看着儿子：“你怎么知道的？”陈安笑了：“我在拍纪录片。从伊万诺夫先生来兰芳的第一天，就在拍了。”昭月夹了一个饺子放进陈启碗里：“爸，我在爪哇岛的诊所，今年又多了十几家。听说发动机成了，那边的孩子们问，兰芳是不是要有自己的飞机了？”陈启咬了一口饺子，点点头：“快了。”窗外，烟花绽放，照亮夜空。二〇〇五年过去了，二〇〇六年的晨光，正在升起。陈启独自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刚刚完成的《暗剑计划发动机专题报告》。扉页上：“从今天起，让兰芳的战鹰，拥有兰芳的心脏。”苏颜推门进来，端着一杯热茶。“还不睡？”陈启接过茶杯：“就睡了。”苏颜在他身边坐下，看着那份报告。她没有问那些关于推力、关于油耗、关于涡轮叶片的问题。她只是说了一句话：“启哥，不管外面怎么变，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家。”陈启握住她的手。那只手，他握了四十多年。从北京到南洋，从雨林到城市，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个国家。从来没有放开过。“我知道，”他说，“我一直都知道。”窗外，东方的天际刚刚泛白。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正穿透晨雾，照亮这片正在崛起的土地。远处，兰花科技园的发动机试车台上，一台新的样机正在安装。工程师们已经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更远处，暗剑项目的设计中心里，战斗机的轮廓正在屏幕上慢慢成形。2006年4月，雅加达郊区，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房。哈桑·拉赫曼跪在破旧的地毯上，额头紧贴地面。他今年四十七岁，是爪哇岛上最受尊敬的伊斯兰教士之一，祖上三代都是经学院院长。他的父亲在荷兰殖民时期坚持用阿拉伯语授课，被荷兰人关进监狱；他的祖父在日军占领时期保护过全村妇女，被日本人用刺刀活活捅死。他自己在苏哈托时期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贪污，被关了三年。此刻，他面前跪着几个年轻人，眼神狂热，声音发颤：“哈桑老师，兰芳人占领了我们的土地，侮辱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用鲜血清洗耻辱。”哈桑沉默了很久。窗外，雅加达的夜色被远处的霓虹灯染成暧昧的橘红色。那是兰芳人建的商场，兰芳人开的银行，兰芳人修的公路。“你们要干什么？”他问。为首的年轻人抬起头，眼睛里燃烧着火焰：“炸掉兰芳市金融中心。让那些华人知道，爪哇岛不是他们的。”哈桑闭上眼睛。他想起父亲临死前说的话：“信仰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不是让人去死的。”他想起祖父被日本人刺死时，手里还攥着一本古兰经。他想起自己在监狱里度过的三年，狱卒问他：“你的真主在哪里？”他没有回答，但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真主在每一个受苦的人心里。”“你们走吧。”他睁开眼，“我不会参与。”年轻人的脸色变了：“哈桑老师，您背叛了信仰！”哈桑摇摇头：“不。是你们背叛了信仰。”二〇〇六年一月，雅加达，兰芳驻爪哇省总督府。总督叫黄汉生，五十五岁，祖籍福建，第三代印尼华人，一九九八年排华时从雅加达逃到兰芳，二〇〇〇年被派回爪哇担任总督。他的任务很明确：稳定爪哇岛，让这一亿两千万人慢慢接受兰芳的统治。但这活不好干。爪哇岛是印尼群岛的心脏，也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大本营。这里有上万个清真寺，几千所经学院，几百万虔诚的穆斯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兰芳的统治——不是因为：（）重生火红年代，我有百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