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科威的脸色很难看。他知道，“失地”指的是什么——苏拉威西岛、马鲁古群岛、西巴布亚，那些在1998年被兰芳占领的土地。二十多年过去了，印尼人从来没有忘记。“总统先生，”情报局长说，“极端组织正在利用社交媒体煽动反兰芳情绪。他们的支持者，大多是年轻人，没有经历过1998年的排华暴乱，不知道兰芳的强大。他们以为，只要闹一闹，兰芳就会让步。”佐科威问：“兰芳那边知道吗？”情报局长点头：“知道。他们的情报机构比我们强得多。但他们没有反应。”佐科威沉默了片刻：“他们不会反应。因为反应就是中计。他们越是不反应，极端组织就越显得无能。”他顿了顿，又说：“但我们要反应。不能让极端组织坐大。抓人，封号，断资金。不能让二十年前的悲剧重演。”五月十五日，雅加达，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努尔丁已经七十五岁了，头发全白，走路需要拐杖。但他依然每个星期五站在讲坛上，对着几千名穆斯林布道。今天，他的话题很沉重。“兄弟们，”他的声音有些苍老，但依然清晰，“最近有人问我：兰芳占领了我们的土地，我们不应该反抗吗？”台下安静了。“我的回答是：什么是土地？土地不是一张地图，不是一条国境线。土地是家。是你们每天生活的地方，是你们的孩子上学的地方，是你们的父母安葬的地方。”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你们在爪哇岛有家吗？有。你们的孩子能上学吗？能。你们的父母能安心养老吗？能。那你们要收复什么？”台下有人开始点头。“那些教你们‘收复失地’的人，自己住在沙特、住在阿联酋、住在卡塔尔。他们的孩子上国际学校，他们的老婆开豪车，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存着石油美元。他们让你们去送死，他们自己在享福。”他举起古兰经：“兄弟们，不要被仇恨蒙蔽双眼。兰芳是你们的国家，你们是兰芳人。信仰与爱国，不矛盾。”台下掌声雷动。六月，加里曼丹岛中部，雨林木屋。陈启坐在门前的木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报纸上，头条新闻是：《兰芳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他看了一会儿，放下报纸，看着远方的天空。苏颜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杯茶。“启哥，你在看什么？”陈启接过茶杯：“看新闻。兰芳和东盟签了自贸协定。”苏颜在他身边坐下：“思华这孩子，出息了。”陈启点点头：“思华不错。但路还长。”苏颜问：“你担心什么？”陈启沉默了片刻：“印尼。极端组织死灰复燃。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苏颜握住他的手：“启哥，你已经退休了。这些事，让思华他们去操心。”陈启摇摇头：“退休了，还是兰芳人。操心是应该的。”他看着远处，雨林的树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想起了1998年，那些从爪哇岛逃出来的华人，那些在海上被淹死的孩子，那些在难民营里哭泣的老人。二十五年过去了，仇恨还没有消失。“颜颜，”他说，“你说，仇恨什么时候才能消失？”苏颜想了想：“也许永远不会。但只要有人在努力，就会少一些。”陈启点点头。他想起哈桑，想起努尔丁，想起那些在跨信仰和平中心里祈祷的人们。他们不是圣人，但他们在做圣人的事。“颜颜，我想去一趟雅加达。”苏颜愣了一下：“去干什么？”“去看看努尔丁。他老了，我也老了。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机会了。”六月十日，雅加达，跨信仰和平中心。陈启的到来，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没有带随从，没有带保镖，只带了一个司机。他穿着普通的衬衫，戴着草帽，像一个来旅游的老人。努尔丁在办公室里等他。“总理事，”努尔丁站起来，想要行礼。陈启按住他的手：“努尔丁老师，我已经不是总理事了。叫我陈启就行。”努尔丁摇摇头：“在我心里，您永远是总理事。”两人坐下，面对面。窗外，广场上的五只手握在一起的雕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努尔丁老师，”陈启说，“您身体还好吗？”努尔丁苦笑：“不好。医生说我心脏有问题，需要做手术。但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陈启点点头：“我也是。还有很多事没做完。”努尔丁问：“您担心印尼？”陈启没有否认：“极端组织死灰复燃。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爪哇岛有一亿多穆斯林，只要百分之零点一的人被煽动，就是十几万。十几万人闹起来，兰芳就会乱。”努尔丁沉默了片刻：“总理事，我不会让他们得逞。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告诉兄弟们：信仰与爱国，不矛盾。”陈启握住他的手：“努尔丁老师，我相信您。但您一个人不够。您需要培养接班人。需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说同样的话。”努尔丁点点头：“我在做了。我的学生里，有几个不错的。但还需要时间。”陈启说：“时间不多了。我也老了，您也老了。我们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他们能看到。”努尔丁的眼眶红了。陈启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广场上，几个年轻人正在拍照。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不同的信仰，但笑容是一样的。“努尔丁老师，”他说，“您看，那些年轻人。他们才是兰芳的未来。”二〇二五年三月，兰花科技园，光学实验室。林志宏已经四十三岁了。他跟着山田一郎的时候，才二十五岁，刚出校门，什么都不懂。老师手把手教他光学设计，教他精密机械，教他材料科学。老师走了八年，他从来没有忘记老师的话：“极紫外，比193纳米难一百倍。但你们能做到。”：（）重生火红年代，我有百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