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裹着薄毯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养神，脑子里却一刻也没有停歇。
他在想那些题目。
会试结束后，李易回到保宁坊的小院里，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第三天醒来的时候，范天河端着一碗热粥进来，他坐在床上慢慢地喝，脑子里开始复盘这三天的一切。
说实话，这一场会试的难度，比他预想的要低。
不是题目简单——题目的深度和广度都在那里，绝不是说随便写写就能糊弄过去的。
而是说，周道衡的命题思路，比他想象的更加“正”。
没有偏题，没有怪题，没有刻意刁难人的题目。
三道《四书》题，一道《五经》题，再加上策论，全部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只要基本功扎实，《四书》《五经》读得通透，策论的几个领域——漕运、盐政、边防、河工——多少有些了解，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并不是什么难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周道衡其实放了水。
他在用最正统的方式，给所有举子一个公平的机会。
但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公平的机会”，对于大多数举子来说，恰恰是最难把握的。
因为他们的基本功，并不扎实。
李易放下粥碗，走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纸，开始默写策论的题目。
策论题只有一道，但这一道题，足以让半数以上的举子心里发凉。
“论土地兼并之弊与治之之道。”
李易写下这十几个字，停住了笔。
这道题，他在蜀州的时候就想过，在来长安的路上也想过，在保宁坊的老槐树下更是反复琢磨过。
土地兼并，是大乾朝最大的隐疾，也是最深的伤疤。
那些世家大族，用了几代人的时间，通过巧取豪夺、高利贷、逼迫买卖，把天下大半的良田都收入囊中。
小民百姓失了土地，要么沦为佃户，要么流落他乡，要么卖儿卖女。
而朝廷的赋税，却一年比一年少。因为土地都在世家手里，他们有的是办法瞒报田产、偷逃税赋。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李易比谁都清楚。
但问题是——大多数举子，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看不到这些东西。
那些世家子弟，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深宅大院里，出门是车马，进门是仆从。他们见过的最大的“苦”，不过是冬天书房里炭火不够旺、夏天冰块不够多。
他们知道土地兼并这个词，但他们不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农民失去土地之后，要带着一家老小走上几百里的路去逃荒。
意味着一个母亲要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家做奴婢，才能换来几斗米让其他孩子活下去。
意味着一个村庄从几十户人家变成几户人家，最后变成一片荒地。
这些，他们不知道。
他们也不想知道。
而那些寒门子弟呢？
他们或许见过民间疾苦，但他们的教育，同样不教这些东西。
他们从小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诗词歌赋，练的是时文八股——注意，是“时文八股”，而不是“八股文”。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